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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文运动改变了南朝以来“文笔”的探讨，奠定了我国散文始终是杂文学的方向。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去界定什么是文学，即古人所说的什么是“文”。
这个概念并不是绝对的，乃至于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在开篇时，也是先梳理了什么是“文”，最后说：我们以文章或文本是否具有文学特质来作为文本是否纳入文学史进行讨论的依据，对文学的概念则避而不谈。
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探讨了上千年，从有文学开始，一直到文学的自觉阶段，只有创作，缺乏理论探讨。到了东汉王充，“文”与“笔”开始对举而论，到梁元帝萧绎时期，把情思浓烈、辞采华美、声音流畅和谐等作为“文”，其他如奏章、传记等，则泛谓之“笔”。这种观念绵延至中唐古文运动之前，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朝廷的公文都是骈文形式。
而韩柳的古文运动则以条达的形式、明确的功利目的、言之有物作为口号，重新界定了“文”的内容和规范，并以一定的地位和卓然自立的大手笔，将此后中国对文章的看法进行了重塑。因此，即便我们现在翻阅清人吴楚材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也不难发现其中大量收录《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志文章，作为古代古代“文”之精华。
明白了这个绵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人对文章看法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唐宋古文运动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