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丁玲的5种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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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复习丁玲，会有意识记忆她的不同创作时期：20年代写莎菲，后来转向革命文学。这样记省事，却回答不了近几年真题最爱考的细节性内容。莎菲的叛逆怎样同五四退潮后的精神困境相连？丁玲进入左翼文学和解放区以后，个人、女性与革命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医院中》为什么既写革命知识青年的热情，也敢于批评解放区医院里的官僚作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暴风骤雨》都写土地改革，人物和乡村生活为什么很不一样？这些问题需要把丁玲近六十年的文学道路连起来理解。

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丁玲直接相关的真题，共计9道，可以归成5种考法：丁玲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与莎菲形象；《在医院中》；丁玲、张爱玲、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主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异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9道真题，五类题全部列出。建议大家先用5个标题自测，尤其检查自己能否说清20年代、30年代、延安时期和新时期的创作变化。读正文时，要把“女性意识”“革命与性别”“心理描写”“土改小说”分别落实到人物和作品中。丁玲的考题数量不算多，时间跨度和比较范围却很大，作品之间的联系比单篇结论更值得下功夫。

▍01｜丁玲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与莎菲形象

代表真题共5道

结合现代女性作家庐隐、丁玲、张爱玲、王安忆等，谈创作特点。（2024陕西师范大学）

丁玲三十年代创作。（2023江苏师范大学）

简述丁玲作品中革命与性别的关系。（2022浙江大学）

简述丁玲小说的风格特征与影响。（2026同济大学）

论述丁玲从2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和变化。（2026陕西师范大学）

这一类有5题。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的题目要求纵贯20年代至80年代，江苏师范大学把范围压到30年代，浙江大学追问革命与性别，同济大学则要求概括风格和影响。几道题可以共用文学史线索，却不能写成一份固定的生平简历。20年代要讲莎菲等知识女性的内心冲突，30年代要讲个人主义、集体革命和工农题材之间的变化，延安时期要讲丁玲怎样继续观察妇女、知识分子与革命生活，新时期还要交代她长期中断创作以后重新发声的情况。

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原名蒋伟，又名蒋冰之。她早年反抗包办婚姻，离开家庭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求学和生活。五四新文化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婚恋自由和女性自立，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27年，《梦珂》发表于《小说月报》，此后《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接连问世。丁玲一登上文坛，便以大胆的女性书写和细密的心理分析受到注意。

《梦珂》写一个从旧家庭走入都市的青年女性，在学校、亲族和电影界经历歧视与诱惑。梦珂渴望独立，也不断受到社会成见、男性目光和现实生活的伤害。《阿毛姑娘》把视线移到农村女性。阿毛接触城市生活的消息以后，对另一种人生发生强烈向往，原有生活再也不能使她满足，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最终把她推向毁灭。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身份不同，共同面对的处境是：旧家庭的约束已经受到冲击，新的社会生活却没有给觉醒女性提供足够的自由和安顿。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以三个月左右的日记写莎菲的疾病、孤独和情感波动。苇弟善良忠厚，对莎菲十分体贴，却缺少她所期待的精神力量；凌吉士有漂亮的外表和迷人的风度，莎菲被他的身体和气质吸引，又逐渐发现他的庸俗、自私与虚荣。她既不愿接受苇弟的温顺爱情，也无法把对凌吉士的欲望当作完整的爱。渴望与厌恶、亲近与逃离、自尊与自我怀疑在她心中反复交战。

莎菲的重要性，在于她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男性，也公开承认女性的情欲和精神要求。以往许多爱情小说把女性放在被追求、被选择的位置，丁玲却让莎菲主动辨认男性的身体、性格和灵魂。她追求“真的爱情”，要求肉体吸引与精神理解同时存在；现实中的男性和社会关系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她又拒绝用婚姻或温情安慰自己。女性因此成为欲望和判断的主体，小说也进入此前较少被充分书写的现代女性内心。

莎菲的苦闷还有明确的时代原因。她接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不肯回到旧式女性的位置；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低气压，又使个人反抗缺少现实出口。她鄙视庸俗生活，却找不到可以投入的事业；她渴望爱，又无法相信眼前的爱情。茅盾称她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正是看到了人物的个人病痛与五四退潮之间的联系。莎菲的忧郁、任性和病态感，不能脱离这种历史处境解释。

日记体和内心独白使读者直接进入莎菲不断变动的意识。小说不依靠曲折情节推动，大量篇幅写人物怎样观察、猜测、自责和推翻刚才的判断。第一人称语言带着情绪的温度，时而尖刻，时而脆弱，时而故意夸张。叙述紧贴人物当下感受，也保留了她认识上的偏执和局限。丁玲由此发展了现代小说的心理分析，并以强烈的主观声音写出女性经验。

1929年前后，丁玲开始把个人解放放进社会革命中重新思考。《韦护》写革命者与女性之间的爱情冲突，既采用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题材，也注意革命者性格中的旧思想和个人情感。《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继续描写知识青年由个人生活走向集体行动的困难。革命在这些作品中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向，爱情却没有自动变成可以舍弃的私人问题。革命者怎样对待亲密关系，女性是否只能为男性革命者让路，仍是小说中的真实矛盾。

《田家冲》显示了丁玲处理革命题材的另一种办法。小说通过农家女幺妹的眼睛写革命者三小姐，把她的日常言行、劳动和同农民的相处放在正面，革命活动及被捕则从侧面进入故事。三小姐出身地主家庭，却选择站到农民一边；她没有被写成脱离生活的政治符号。作品保持了丁玲对女性气质和人物心理的敏感，也使革命者同普通人的情感联系得到细致表现。

1931年的《水》把笔墨转向大水灾中的农民群体。小说连缀灾民逃难、饥饿和反抗的场面，以较为粗犷的笔触写群众的集体行动。它改变了丁玲早期小说主要围绕知识女性内心展开的写法，也成为左翼文学摆脱“革命加恋爱”公式的一次尝试。作品重群像和场面，个别人物的性格较为简略，这项得失都应写进30年代创作的评价。《消息》《法网》《奔》《夜会》等作品继续处理工农生活和革命斗争，扩大了丁玲小说的社会范围。

未完成的长篇《母亲》又把女性经验、家族历史和社会变动接到一起。作品以丁玲的母亲为原型，写曼贞这一代女性怎样放开小脚、走出封建家庭并追求新的知识和人生。丁玲此时已经成为左翼作家，仍然没有放弃对女性自立的关心。由《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母亲》，女性命运一直同家庭制度、教育机会和社会运动相连。

1936年到达陕北以后，丁玲进入新的革命生活。《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贞贞被日军掳走并遭受凌辱，她在极端屈辱的处境中为抗战传递情报，回村以后却遭到乡人的非议和歧视。作品既控诉侵略者的暴行，也批评贞节观念怎样继续伤害一个已经受难的女性。《在医院中》写女医生陆萍面对医院里的保守习气和官僚作风，《三八节有感》则直接讨论革命队伍中妇女仍要承受的婚姻、家务、生育和舆论压力。革命改变了妇女的社会身份，性别偏见不会随政治立场的改变自行消失，这是丁玲延安时期反复提出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丁玲长期擅长的心理分析带入土地改革。小说写暖水屯各阶层之间盘根错节的亲属、婚姻和经济关系，也写农民在恐惧、情面、利益和翻身愿望之间的变化。黑妮出身于钱文贵一家，却不能据此判定她的品格和命运；侯忠全分到田以后又悄悄退还，说明长期受压迫造成的畏惧不会在一次动员后立刻消失。丁玲接受了新的政治视野，同时坚持从人物的具体关系和内心活动理解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丁玲受到政治批判和处分，此后二十余年的生活与创作都遭到严重影响，1979年获得平反。新时期重返文坛以后，她发表《“牛棚”小品》等回忆性文字，追叙个人遭遇和历史创伤，也参与文学活动与作家工作。80年代的丁玲很难恢复此前连续的小说创作，这些回忆和反思仍为理解她的生命道路与当代文学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经验。

丁玲的文学道路多次改变题材、人物和叙述范围，始终保有几项鲜明特点。她善于进入人物隐秘而矛盾的心理，尤其重视女性如何感受身体、爱情、家庭、工作和社会评价；她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情感与批判锋芒，很少用温和的旁观遮蔽矛盾；她又不断把个体经验放进时代运动，在个性解放、阶级革命、民族战争和土地改革之间寻找人的位置。她的成就和曲折共同记录了现代女性写作、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一段极有分量的历史。

▍02｜《在医院中》

代表真题共1道

丁玲《在医院中》女主人公叫李萍。（2024浙江工商大学）

这一类只有1道判断题，题干中的说法错误。《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叫陆萍，不叫李萍。判断姓名以后，还应知道她的职业、医院环境和小说批评的对象，否则换成简答题或作品题时仍然无法展开。

《在医院中》写于延安时期，最初以《在医院中时》为题，后来改为现名。年轻女医生陆萍毕业于上海一所产科学校，抗战爆发后参加伤兵救护工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并在抗大学习、入党。她向往革命，也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热情，希望学习战时需要的外科技术，将来到前线服务。她能忍受艰苦生活，对工作的要求却不肯降低。

陆萍被分配到一所刚建立的医院。这里缺少经费、器械、药品和专业人员，护士多由只受过简单训练的农村妇女担任，院长对医疗业务也不熟悉。一支已经弯曲的注射针仍要反复使用，手术中还发生过煤气中毒的危险。物质困难是战争环境造成的，小说更关心人们怎样面对困难：有人把节约变成拒绝改进的理由，有人对卫生和专业规范缺少尊重，行政命令与敷衍习气又妨碍了实际工作。

陆萍同医院环境的冲突，关系到现代科学知识怎样进入革命生活。她坚持医疗规范，是因为病人的身体和生命不能靠热情代替；她对保守、拖沓和外行领导业务感到愤怒，也来自强烈的责任心。小说没有把革命热情和专业知识写成对立关系。陆萍投身革命，正要求医院对技术、卫生和人的生命负责。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习气损害工作，也会消耗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

丁玲也写到陆萍的年轻和急切。她怀有到前线工作的浪漫想象，对复杂环境缺少经验，批评别人时有时显得尖锐。失去双腿的老战士同她谈话，使她明白革命工作既需要坚持原则，也要经受长期磨炼。篇末“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肯定她的批判勇气，也提醒她在艰难现实中保持耐心和行动。人物的缺点没有取消她提出的问题，环境的困难也不能证明不合理现象无需改变。

小说主要跟随陆萍的眼光展开，医院日常、工作细节和人物心理彼此连接。丁玲没有正面铺写战场，而从针头、病房、手术、卫生和人与人的说话方式写革命事业内部的现实矛盾。女性知识青年既是观察者，也是承受者；专业身份、性别处境和革命理想在她身上交汇。《在医院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重视科学、民主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扩大了解放区知识分子题材所能处理的问题。

▍03｜丁玲、张爱玲、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主题

代表真题共1道

从丁玲、张爱玲、萧红作品中举例分析女性主题。（2024中南大学）

这一类只有1题，比较范围却很大。三位作家都写女性的身体、家庭、爱情和社会处境，时代环境、人物身份和叙述语调相差明显。回答时至少要为每位作家选择两部作品，再围绕同一问题比较。若按丁玲、萧红、张爱玲的顺序各作介绍，女性主题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便很难说透。

丁玲早期小说把觉醒知识女性放在叙述中央。《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中的女性已经接受个性解放思想，她们要求独立选择生活和爱情，也敢于审视男性。莎菲对苇弟和凌吉士的不同态度，说明她既要身体吸引，也要精神理解。她拒绝用被爱证明自身价值，却找不到可以容纳这种要求的社会生活。丁玲由女性的欲望和自我分析，写出五四退潮后“出走的娜拉”所遭遇的精神无路。

进入左翼和解放区以后，丁玲把女性问题放进革命、战争与乡村社会。《母亲》写上一代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贞贞承受侵略暴力以后又遭到贞节偏见的二次伤害，《三八节有感》讨论革命女性的婚姻、家务和舆论处境。《在医院中》的陆萍既是女性，也是有专业知识的革命青年。丁玲关心社会革命能否落实到女性每天的生活，女性能否在革命中保存判断、工作能力和个人尊严。

萧红笔下的女性更多生活在东北乡村和小城，她们的苦难同贫困、战争、婚姻习俗、生育和死亡紧密相连。《生死场》中的王婆、金枝、月英等女性不断经历生产、疾病、暴力和亲人死亡，人的生命常同牲畜的生殖与死亡并置。作品对乡民的麻木有所批评，感情重心更接近对卑微生命的悲悯。女性身体承受家庭和战争的多重伤害，也暴露出乡村生活中被习惯遮蔽的残酷。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本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只因“不像个团圆媳妇”，便被婆家和周围人当作需要规训的异类。殴打、跳大神和开水洗澡都以治病、教养的名义进行，众人的围观最终把她逼向死亡。萧红由日常风俗写女性怎样被集体习惯伤害，叙述中有儿童眼光、讽刺、哀伤和诗意。她较少把人物写成清醒的理论反抗者，女性的受难与顽强生存本身已经对旧生活作出控诉。

张爱玲主要写上海、香港的旧式家庭和都市男女。她笔下的女性熟悉婚姻、金钱和家庭权力的规则，常在有限条件中经营生活。《倾城之恋》的白流苏把婚姻视为获得经济保障和身份安定的机会，也在试探与算计中争取感情；《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明知梁太太的生活危险，仍被爱情、虚荣和物质享受一步步吸引。人物既受到环境诱惑，也参与自己的选择，女性命运因此带有复杂的责任和无奈。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把女性受压抑与女性行使家庭权力写在同一人物身上。她因出身、婚姻和丈夫的疾病长期遭到姜家轻视，财产成为她抵抗屈辱的依靠；获得金钱以后，她又控制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破坏下一代的亲密关系。七巧既是旧家庭和金钱婚姻的受害者，也是伤害儿女的人。张爱玲由此写出压迫怎样进入人的性格，又怎样在家庭内部继续作用。

三位作家都拒绝把女性写成单纯的爱情附属物。丁玲让女性公开说出欲望、判断男性，并追问革命中的性别平等；萧红从生育、疾病、暴力、民俗和战争写女性身体所承受的苦难，也珍惜普通生命的韧性；张爱玲进入婚姻、财产、消费和亲情中的细小算计，描写女性在有限选择中的清醒、软弱与自我损伤。丁玲的语言锋利而富于主观激情，萧红的叙述质朴、跳脱并带诗性哀感，张爱玲则以冷峭讽刺、感觉意象和细密心理写都市女性。相同的女性主题，在三种社会空间和三种小说艺术中获得了不同内容。

▍0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异同

代表真题共1道

比较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异同。（2024北京大学）

这一类只有1题，是土改小说中很典型的比较题。两部作品同在40年代后期写解放区土地改革，都有工作队进村、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和农民觉醒等内容。比较不能简单落成“一部深刻、一部通俗”的高下判断。人物关系、心理描写、群众场面、地方语言和叙事节奏，都是两部小说各自的长处所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产生于土地改革运动展开的历史环境。作家亲自参加农村工作，把政策、干部、农民和乡村生活带入长篇小说。两部作品都以农村社会的重新组织为主要内容，描写农民怎样由畏惧、观望走向公开斗争，也描写地主势力怎样转移财产、制造谣言或利用原有关系抵抗改革。土地不仅是经济财产，还关系到家庭生计、社会身份和农民能否挺直腰杆做人。

两部小说都以工作队进入村庄推动情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华北暖水屯，《暴风骤雨》写东北元茂屯。工作队需要调查阶级关系、寻找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并处理运动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农民的觉醒都经历过程：有人长期受地主压迫，仍害怕将来遭到报复；有人相信政策，却顾虑亲属、债务或乡里情面；也有人较早站出来，成为群众中的积极力量。土改由一项政策进入复杂生活，正是两部长篇共同处理的历史内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尤其重视暖水屯关系的交错。钱文贵通过亲属、婚姻、军属身份和村中干部编织自己的势力；他的哥哥钱文富是贫农，侄女黑妮同农会主任程仁相爱。富裕中农顾涌勤劳起家，家庭成员又分别同贫农、富农、地主和革命队伍发生联系。侯忠全长期受侯殿魁压迫，却因宗族关系和恐惧心理，在分到土地以后悄悄送还。阶层差异、宗法亲情和个人感情互相牵连，农民要公开控诉地主，也要越过多年生活养成的畏惧和情面。

丁玲善于把社会关系写进人物心理。侯忠全退地时的恐惧、顾涌面对阶级划分时的忧虑、程仁因黑妮而产生的顾虑，都使人物的政治选择带着具体生活原因。钱文贵也不靠公开凶暴控制全村，他更善于算计、拉拢和借别人之手办事。黑妮没有因家庭关系被写成固定的反面人物，她的爱情、处境和选择得到单独审视。小说由多个人物的心理和关系，说明乡村变革既改变土地占有，也触动宗族、婚姻、名声和个人感情。

《暴风骤雨》以元茂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组织主要情节。韩老六、杜善人等地主转移浮财、安插耳目、制造恐慌，工作队长萧祥带领群众逐步展开斗争。小说分上下两部，由初期土改写到复查、分地、挖浮财和参军等内容，事件推进较快，敌我关系也较为鲜明。赵玉林、郭全海等人物的家庭曾受到韩老六严重迫害，他们较早站到斗争前列，集中表现农民积极分子的觉醒和行动。

周立波很擅长群众场面和农村日常。《分马》等段落人物众多，对话热闹，分到生产资料的喜悦通过每个人的动作和说话显露出来；老孙头见过一些世面，爱吹牛、好面子、胆小又盼望翻身，他的盘算和笑话带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东北方言、农民口语和明快叙述，使大规模社会运动保持可感的日常内容。地主形象和部分积极人物有时较为类型化，老孙头等普通农民却写得鲜活丰满。

两部作品的差别可以由此归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重视乡村关系的交叉和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叙述较为舒缓，许多矛盾通过心理、亲情与婚恋展开；《暴风骤雨》更重视事件推进、群众斗争和农村生活场面，语言简洁明快，地方色彩与幽默感更突出。前者对钱文贵、侯忠全、黑妮等复杂人物用力较多，后者的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等农民形象更能显示群众行动的广度。两种写法共同扩大了土改题材长篇小说的艺术范围。

两部小说也有各自的历史局限。它们都在当时的阶级分析和土改政策话语中安排人物与冲突，有些社会关系和运动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复杂人物的书写仍受政治分类约束，《暴风骤雨》对地主和农民阵营的处理相对整齐。评价时既要看到这种时代限制，也要承认两位作家在心理小说、乡土叙事、群众场面和民间语言方面作出的不同探索。

▍0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代表真题共1道

丁玲（）是第一部土地改革小说。（2025西藏民族大学）

这一类只有1道填空题，括号内应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题干用了“第一部土地改革小说”的说法，复习时不宜把它扩张成没有争议的唯一文学史结论。不同教材有“较早出现”“最早出现的土改题材长篇之一”等不同表述，可以确定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都是1948年前后土改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前者在同类作品中出现较早，并以复杂的农村关系和心理描写取得突出成就。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同丁玲参加土地改革的经历直接相关。抗战胜利后，她参加晋察冀地区的土改工作，接触农村阶层、干部工作和农民思想变化，后来又多次回到农村补充生活。小说把主要情节集中在工作队进入暖水屯、发动群众并斗争钱文贵等势力的过程，没有把土改处理成一次会议或一场斗争就能完成的简单事件。

暖水屯的社会关系很难用几条阶层说明完全概括。钱文贵长期经营村中权势，却同贫农、军属、村干部和农会主任都有亲属或利益联系；顾涌勤劳经营家业，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关系又跨越不同阶层；侯忠全既受地主压迫，也受宗族和旧习惯牵制；程仁是农会主任，却因同黑妮的爱情承受压力。丁玲把政治身份放回亲属、婚姻、债务、劳动和名声之中，写出乡村社会原有关系怎样影响土改的每一步。

钱文贵是小说中很有特点的人物。他熟悉村庄的人情和权力关系，很少用单一的暴力手段办事，更多依靠拉拢、威吓、谣言、亲属和女婿维持影响。他让儿子参军以取得军属身份，又企图利用黑妮同程仁的关系保护自己。公开斗争开始以后，他仍试图用往日威严压住农民。这个人物的危险来自长期经营的社会联系和对人心的算计，作品由此揭示乡村权力怎样进入日常关系。

侯忠全的心理变化写出了受压迫者获得行动勇气的困难。他一生受侯殿魁剥削，分到土地以后却承受不住对方的目光，悄悄把地退回。贫困没有自动带来公开反抗，多年服从和恐惧已经进入他的动作与心情。等到他逐渐相信地主势力确实受到打击，土地也能由自己支配时，翻身的喜悦才真正发生。小说把农民觉醒写成摆脱旧权威和旧心理的漫长过程。

黑妮的书写显示了丁玲对简单阶层判断的警惕。她寄居在钱文贵家，受到控制和利用，却有自己的感情和人格。钱文贵企图借她拉拢程仁，黑妮与程仁的爱情因此卷入土改；程仁也因这段关系受到怀疑并发生动摇。小说没有把出身直接等同于品格，也没有回避爱情给革命行动带来的实际难题。女性处境、家庭控制和政治选择在黑妮身上发生交叉。

顾涌把农民同土地的感情写得更加具体。他依靠劳动积累家业，对土地有深厚感情，也担心运动中财产和身份的变化。丁玲没有把这种顾虑简单写成落后，而是写一个勤劳农民怎样理解政策、家庭和自身劳动所得。顾涌与钱文贵、儿女亲家、贫农儿媳和参加革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使他成为串联暖水屯多组人物关系的重要人物。

小说在艺术上善于使用多线叙事和心理分析。工作队、村干部、积极分子、普通农民和钱文贵一方都有自己的活动，故事由调查、谈话、串联、谣言和群众斗争逐步推进。人物的眼神、迟疑、私下议论和内心盘算常比公开表态更能说明问题。丁玲早期写莎菲时养成的心理敏感，在这里用于观察乡村变革中的多种人物，个人情感与社会运动由此彼此照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带有特定年代的政治和艺术限制。小说依据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解农村，结局方向和人物评价受到土改政策影响；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艺术感染力，也不及钱文贵、侯忠全、黑妮等矛盾较多的人物。承认这些限制，不妨碍我们肯定它的现实主义成就。作品没有把农村写成几条政策说明，而是保存了社会变动中人们的畏惧、利益、亲情、爱情和尊严。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是解放区土改小说的重要代表。它把大规模社会运动同乡村宗法关系、农民心理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扩展了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对农村生活的表现能力。今天阅读这部作品，既要理解它所参与的历史，也要看见丁玲怎样在时代要求之中坚持对复杂人物和真实人心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