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批改】写评论写作文章,千万别让阅卷老师觉得你在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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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批改的是一位同学写鲁迅《风筝》的评论。原文抓住了“堕着的心”,也写到了兄弟关系、风筝意象和读者感受。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有了完整评论文章的样子。
我还是写了二十多处批语,涉及到了不同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副标题说要用精神分析读《风筝》,正文却陆续用了弗洛伊德、尼采、艾略特、姚斯、伊瑟尔等文论切入点,又谈“物感”和“集体疗愈”。初学者往往急于展示自己的知识积累,但是,真正高级的方式在于用一个理论把文章有条有理地阐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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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风筝》原文
风筝
鲁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啊。”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学员原文
堕着的心
——从精神分析批评再读《风筝》
鲁迅的《风筝》讲述了一个“我”摧毁弟弟风筝,中年后却无法赎罪的故事。看似是一场关于童年往事的宽恕故事,但对于两位主人公来说,却是精神上的搏杀和难以言喻的创伤。本文将撕开“赎罪”的表象,从人物深层心理、意象隐喻,以及读者反应这三个维度重析这篇散文。
首先,在深层心理层面,这是一场隐形的权力博弈,更是一场无形的精神虐杀。
“我”和弟弟中存在着天然的权力结构:“我”天然处于权力高位;弟弟则位于被“我”管控和压制的权力低位。因为“风筝”,我们展开着一场隐形的权力博弈。文中提及“我”对风筝的态度是“向来不爱”、“不但不爱,并且嫌恶”的,这不仅是喜好上的差异,更是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生存空间的挤压;年幼的弟弟,“最喜欢风筝”,这不光是孩童的本能,也是他对“我”隐秘的反抗。面对“我”的压迫,弟弟图通过偷偷做风筝来反抗,而这场隐秘的权力博弈最终以“我”对孩子的精神虐杀而结束。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我”对风筝的嫌恶,实则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投射”——“我”将自己童年匮乏的焦虑,投射到了弟弟身上。“我”摧毁风筝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补偿”,试图通过展示权力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而中年后“堕着的心”,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强迫性重复”——“我”不自觉地反复体验那份创伤,试图在心理上掌控早已无法挽回的过去。
而“我”的心理其实出现了多层转变,在“我”、风筝和弟弟三者之间,“我”的态度并不从一而终。
最初,“我”对弟弟喜欢风筝的行为看来“都是笑柄,是可鄙的”,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于“我”个人的喜好,但再深究,就会发现,这的确是出于“我”的傲慢。“我”只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风筝和弟弟喜欢风筝这个行为,并不尊重十岁的孩童的世界,用不许他放风筝,踩断他的风筝这样的行为来挤压他的生存空间。
“我”对风筝的嫌恶,表面是长兄的傲慢,但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下,傲慢从来不是力量的证明,而是自卑的掩体。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指出,自恋性的自我膨胀是一种保护自我免受焦虑的防御机制。由于“我”童年的缺失,并未拥有孩童这样纯真的时光,所以“我”厌恶风筝,厌恶天真,厌恶这个如新生种子一般,还有机会拥有快乐童年的弟弟。它们交织在一起,推着“我”来到了小屋,发现了弟弟的秘密。正如尼采对于“傲慢”的理解,他将权力意志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笔下的“高贵者”看似有无畏的傲慢,却往往掩盖着对自身软弱的不安。“我”对弟弟的碾压式权威,本质上是对自身童年匮乏的恐惧性补偿。而更冷酷的地方在于:他写“我”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胜利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败——hybris式的越界,终将以“堕着的心”作为代价。
“我”的态度终于变化,“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已是中年时,“我”才明白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才明白那“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我”的心堕着。我曾尝试过补救,送他风筝,可他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没有怨恨,自然也就没有宽恕,但“我”的心依然堕得更深了。对弟弟来说,小时候自己苦心孤诣制作的风筝被最亲近的兄长当面摧毁,自己“绝望地站在小屋里”,长大后也只说“有过这样的事吗?”。在弗洛伊德的透视下,这并非真正的遗忘,而是一种动机性的压抑——因为创伤过于痛苦,自我将其主动排除出意识,以维持心理的存活。但这种排除从不意味着消失。“我”对不起的,或许不是这个长大了的、成熟了的弟弟,“我”歉疚的,将一直是那个午后,因“我”的发现惊惶,被“我”踩断风筝,绝望的孩子。“我”更深知自己绝没有赎罪的机会,所以“我”的心始终堕着。
其次,从反复出现的意象来看:一是风筝,二是春与冬。
在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中,文学意象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景物,而是潜意识欲望与创伤记忆的象征性外化。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被压抑的欲望与创伤往往无法直接进入意识,只能通过“移置”和“凝缩”转化为具体的意象。在《风筝》中,“风筝”与“春冬”正是这种潜意识运作的结晶——它们既是作者内心创伤的投射,也是理解文本深层心理结构的关键密码。
“风筝”作为全文的题眼,也是“我”与弟弟矛盾的锚心。风筝在他的世界里,是玩具,是自由,也是隐秘反抗的工具;在“我”的世界里,则是无用的物件,是幼稚的象征,更是匮乏的童年。就如鲁迅先生在《野草》中对“梦”和“影”的展现,他的生命像燃烧的野草,而火,是痛苦与压抑。“风筝”,是他想要得到又无法得到、想要弥补却无法再弥补,这样的情绪的凝结。剪断了线风筝能飞走,但他的风筝永远飞不走,因为那是他堕着的心。
除了风筝之外,春与冬的描写也在文章多次出现。
在开头,春,是春二月,是孩子们放飞的风筝,是抽芽的杨柳和吐蕾的山桃,是温和的;而冬,是灰黑色的,是仅有一二风筝浮动,是悲哀的。这里的春与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结尾,春是悲哀,冬是肃杀的,但春还不如冬了。这都是由于鲁迅心境的变化。中国文人都讲究物感思维,将物与自己的感受相通,融情于景,形成物的意境。就像写春天,在《风筝》中,鲁迅笔下的春天是温和的,但他心境变了,所以本温和的春天变得悲哀了。就像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对祥子住的大院子上的花的描写,花是不变的颜色和姿态,但老舍写的却是“满墙的花花绿绿,开着的都是穷恶的花”。花不美,不艳,而是驳杂,是穷恶。可真正驳杂和穷恶的,是花吗?真正驳杂和穷恶的是这个底层的院子,和里面各式的人。这也印证了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外在景物不过是主体内在心理空间的外化。回看《风筝》,这些意象已不再是单纯的客观风景,而是真正寄托了鲁迅心境的生命隐喻。
最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风筝》显示了集体精神压抑和创伤。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能够解释这种共鸣:读者在阅读《风筝》时,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关于童年往事的温情回忆,或是简单的兄友弟恭、悔过自新。然而鲁迅却用极其冷峻的笔触,打破了这种温情期待,将人性的傲慢、扭曲以及弟弟的“全然忘却”残忍地撕开,让读者被迫直面最不堪的精神虐杀。同时,伊瑟尔指出的文本“空白”与“未定性”,在《风筝》中体现得尤为极致——弟弟那句“有过这样的事吗?”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空白。正是这个空白,不仅让“我”无处赎罪,更邀请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用自身的愧疚与无力感去填补这个意义空间。
在这种召唤与填补中,读者找到了自己“被压抑的欲望”。正如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总会有想要剖析却剖析不明、想要揭露却不敢揭露、想要面对却无法面对的隐秘。或许是曾经对他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或许是岁月中无法挽回的遗憾与代价。在现实中,我们都戴着面具,而《风筝》提供了一个极其安全的场域,让读者得以在“我”的忏悔中,完成一场精神上的自我审判,释放那份无计可施的负疚与沉重。
所以,《风筝》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文学层面的“集体疗愈”。鲁迅用他极度诚实的自我剖析告诉读者:有些伤痕注定无法弥合,有些错永远无法弥补。但当我们通过阅读,在“我”那颗“堕着的心”中认出了自己那颗同样坠坠不安的心时,这篇散文便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许只是将我们堕着的心微微托起一些,让我们在荒芜的现实中,获得一丝继续前行的勇气。
本文从人物深层心理、意象隐喻、读者反应三个维度重析了《风筝》,在剖析文章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面对创伤,选择释怀还是画地为牢?这拷问着每一个个体的伦理选择。
对于无法弥补的错事,画地为牢听起来像是把自己困住了,所以大家都尽力地开解自己,不愿画地为牢,想要释怀,这当然无可厚非;可如果所有人都选择离开,那无法弥补的伤害又该在何处安放?不论是断掉的风筝,还是那精神虐杀的一幕。释怀或许的确是一种解脱,但同时,它也是对伤害的二次创伤。离开囚笼需要勇气,可有时候选择画地为牢,自囚笼中更需要坚定,在里面,是一颗颗堕着的心。
▍这篇文章好在哪里?
第一,它找到了一个值得深究的地方。文章把“堕着的心”放进标题,又注意到“我”毁掉风筝多年后,仍然想得到弟弟的宽恕。对弟弟的伤害确实早已发生,但弟弟却不记得了,这时“我”的负疚该怎么办?
第二,它已经能组织一篇完整的评论。开头交代讨论对象和方法,后面依次谈人物心理、风筝与春冬、读者的感受。三部分最终需要取舍,但至少能看出同学想让各段分别解决的问题。很多第一次练笔的同学还停在零散感想,这位同学已经写出了文章的基本层次。
第三,它能够回到作品的字句里。“完全的胜利”“有过这样的事吗?”“很重很重地堕着”,还有开头和结尾的春冬景物,都写到了文章里。也能主动使用理论。
这篇文章看得出用功来,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位同学已经会找问题、会安排文章框架。

▍峰哥逐句批改
下面保留学员原句和我的批语。红色【】紧跟我评析的地方,文末还有总评。
堕着的心
——从精神分析批评再读《风筝》【副标题说“精神分析批评”,正文后半部分却转向接受美学,还夹入“物感”“客观对应物”等说法。不是理论越多越好,你需要先决定本文以哪一种方法为主;如果保留三种方法,副标题也要改。另外,不建议在同一篇文章中用过多理论,只用一个理论,把它用好,更重要,也更能看出水平来。】
鲁迅的《风筝》讲述了一个“我”摧毁弟弟风筝,中年后却无法赎罪的故事。看似是一场关于童年往事的宽恕故事,但对于两位主人公来说,却是精神上的搏杀和难以言喻的创伤。【“搏杀”意味着双方在互相争斗,但弟弟始终处在被压制的位置,并没有与“我”对抗。这个词把单向的伤害写成了势均力敌的斗争。因此,用词需要再斟酌一下。】本文将撕开“赎罪”的表象,从人物深层心理、意象隐喻,以及读者反应这三个维度重析这篇散文。
首先,在深层心理层面,这是一场隐形的权力博弈,更是一场无形的精神虐杀。
“我”和弟弟中存在着天然的权力结构:“我”天然处于权力高位;弟弟则位于被“我”管控和压制的权力低位。【“‘我’和弟弟中存在着”语句不通,可改为“我和弟弟之间存在”。“天然”也要慎用:兄长占上风,是因为家庭中的长幼秩序、年龄和体力差异,不是因为这种高低地位天生合理。】因为“风筝”,我们展开着一场隐形的权力博弈。文中提及“我”对风筝的态度是“向来不爱”、“不但不爱,并且嫌恶”的,这不仅是喜好上的差异,更是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生存空间的挤压;年幼的弟弟,“最喜欢风筝”,这不光是孩童的本能,也是他对“我”隐秘的反抗。面对“我”的压迫,弟弟图通过偷偷做风筝来反抗,【“图通过”语句不通,应该是“试图通过”漏了一个字。更重要的是,弟弟偷做风筝首先是在满足自己的游戏愿望,是否属于有意识的“反抗”,需要文本依据。要警惕过度解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想证明某个观点,而进行过分的解读。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需要格外注意。】而这场隐秘的权力博弈最终以“我”对孩子的精神虐杀而结束。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我”对风筝的嫌恶,实则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投射”——“我”将自己童年匮乏的焦虑,投射到了弟弟身上。【这里直接断定“我”有童年匮乏和焦虑,但小说没有交代“我”的童年经历。精神分析不能代替文本依据。你可以谈从“嫌恶”“可鄙”“没出息”等词中看出了怎样的心理。】“我”摧毁风筝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补偿”,试图通过展示权力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而中年后“堕着的心”,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强迫性重复”——“我”不自觉地反复体验那份创伤,试图在心理上掌控早已无法挽回的过去。
而“我”的心理其实出现了多层转变,在“我”、风筝和弟弟三者之间,“我”的态度并不从一而终。【“并不从一而终”的搭配不够准确,可改为“并非始终不变”。】
最初,“我”对弟弟喜欢风筝的行为看来“都是笑柄,是可鄙的”,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于“我”个人的喜好,但再深究,就会发现,这的确是出于“我”的傲慢。“我”只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风筝和弟弟喜欢风筝这个行为,并不尊重十岁的孩童的世界,用不许他放风筝,踩断他的风筝这样的行为来挤压他的生存空间。【前面谈的是弟弟放风筝、做风筝的自由,这里一下扩大为“生存空间”,范围过大。改成“压制他的游戏愿望”更贴近原文,这件事情还没有上升到“生存空间”的地步。】
“我”对风筝的嫌恶,表面是长兄的傲慢,但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下,傲慢从来不是力量的证明,而是自卑的掩体。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指出,自恋性的自我膨胀是一种保护自我免受焦虑的防御机制。由于“我”童年的缺失,并未拥有孩童这样纯真的时光,所以“我”厌恶风筝,厌恶天真,厌恶这个如新生种子一般,还有机会拥有快乐童年的弟弟。【这一段再次把“童年缺失”当成事实,但这只是推测。文章可以说“从精神分析角度,可将这种嫌恶理解为……”,不能把文本没有交代的经历直接写成确定事实。】它们交织在一起,推着“我”来到了小屋,发现了弟弟的秘密。正如尼采对于“傲慢”的理解,他将权力意志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笔下的“高贵者”看似有无畏的傲慢,却往往掩盖着对自身软弱的不安。“我”对弟弟的碾压式权威,本质上是对自身童年匮乏的恐惧性补偿。而更冷酷的地方在于:他写“我”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胜利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败——hybris式的越界,终将以“堕着的心”作为代价。【这一段从弗洛伊德跳到尼采,再跳到“hybris”,理论很多,却没有把《风筝》本身的句子讲透,也就是要进行适当的文本细读。建议保留一种理论,细读“完全的胜利”“傲然走出”等说法。】
“我”的态度终于变化,“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已是中年时,“我”才明白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才明白那“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我”的心堕着。我曾尝试过补救,送他风筝,可他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没有怨恨,自然也就没有宽恕,但“我”的心依然堕得更深了。【原文没有写“我”真的送过风筝,只写他想到这种补过方法时,弟弟早已成年。“堕得更深”也不是原文的说法,原文只是说“我的心只得沉重着”。情节和原句都要准确理解,尤其是事实性的判断,不能出错误。】对弟弟来说,小时候自己苦心孤诣制作的风筝被最亲近的兄长当面摧毁,自己“绝望地站在小屋里”,长大后也只说“有过这样的事吗?”。在弗洛伊德的透视下,这并非真正的遗忘,而是一种动机性的压抑——因为创伤过于痛苦,自我将其主动排除出意识,以维持心理的存活。【弟弟的忘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能是压抑,也可能是这件事没有像“我”想象得那样留在弟弟心里。文本没有给出弟弟的内心独白,所以应写成一种可能,不要直接断定“并非真正的遗忘”。】但这种排除从不意味着消失。“我”对不起的,或许不是这个长大了的、成熟了的弟弟,“我”歉疚的,将一直是那个午后,因“我”的发现惊惶,被“我”踩断风筝,绝望的孩子。“我”更深知自己绝没有赎罪的机会,所以“我”的心始终堕着。
其次,从反复出现的意象来看:一是风筝,二是春与冬。
在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中,文学意象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景物,而是潜意识欲望与创伤记忆的象征性外化。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被压抑的欲望与创伤往往无法直接进入意识,只能通过“移置”和“凝缩”转化为具体的意象。在《风筝》中,“风筝”与“春冬”正是这种潜意识运作的结晶——它们既是作者内心创伤的投射,也是理解文本深层心理结构的关键密码。
“风筝”作为全文的题眼,也是“我”与弟弟矛盾的锚心。风筝在他的世界里,是玩具,是自由,也是隐秘反抗的工具;在“我”的世界里,则是无用的物件,是幼稚的象征,更是匮乏的童年。就如鲁迅先生在《野草》中对“梦”和“影”的展现,他的生命像燃烧的野草,而火,是痛苦与压抑。【这里从作品中的“风筝”突然转到鲁迅一生,又用“燃烧的野草”概括他的生命,对解释这一篇文章而言没有意义。无关的枝蔓,都可以删除。】“风筝”,是他想要得到又无法得到、想要弥补却无法再弥补,这样的情绪的凝结。剪断了线风筝能飞走,但他的风筝永远飞不走,因为那是他堕着的心。【“他的风筝”中的“他”指谁,不够明确。】
除了风筝之外,春与冬的描写也在文章多次出现。
在开头,春,是春二月,是孩子们放飞的风筝,是抽芽的杨柳和吐蕾的山桃,是温和的;而冬,是灰黑色的,是仅有一二风筝浮动,是悲哀的。这里的春与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结尾,春是悲哀,冬是肃杀的,但春还不如冬了。这都是由于鲁迅心境的变化。【这里应写叙述者“我”的心境,不能直接等同于鲁迅本人的心理。也就是说,叙述者和作者,不能直接等同。文学作品中的“我”,都不等同于作者本人。结尾也不是简单地说“春不如冬”,而是春天唤起了无法补过的往事,“我”想躲回严冬却又无处可躲。】中国文人都讲究物感思维,将物与自己的感受相通,融情于景,形成物的意境。【“中国文人都……”是范围过大、过于绝对的判断,也把现代散文直接放进一个很宽泛的传统。若要用“物感”解释,要先给出概念来源,谈谈你这里的“物感”是什么意思,再说明它与《风筝》开头、结尾的景物安排等有什么关系。】就像写春天,在《风筝》中,鲁迅笔下的春天是温和的,但他心境变了,所以本温和的春天变得悲哀了。就像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对祥子住的大院子上的花的描写,花是不变的颜色和姿态,但老舍写的却是“满墙的花花绿绿,开着的都是穷恶的花”。花不美,不艳,而是驳杂,是穷恶。可真正驳杂和穷恶的,是花吗?真正驳杂和穷恶的是这个底层的院子,和里面各式的人。这也印证了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外在景物不过是主体内在心理空间的外化。【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不是“景物等于人物心理”的同义词,而是借一组事物、情境或事件引发特定情感。这里还插入《骆驼祥子》,材料越堆越多,反而冲淡了对《风筝》中“春”“冬”的细读。你大可不必引用《骆驼祥子》,因为删除掉这个文本,丝毫不影响你去解读《风筝》这个文本,这就说明,这个例子是多余的,应该删掉。千万不要以为“旁征博引”才见水平,恰恰相反,能进行文本细读,把小细节讲透彻,才是真功夫。】回看《风筝》,这些意象已不再是单纯的客观风景,而是真正寄托了鲁迅心境的生命隐喻。
最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风筝》显示了集体精神压抑和创伤。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能够解释这种共鸣:读者在阅读《风筝》时,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关于童年往事的温情回忆,或是简单的兄友弟恭、悔过自新。【姚斯所说的期待视野与读者所处的时代、既有的文类经验有关。你这里要做一个限定,说明是哪一类读者,根据什么阅读习惯会期待“温情回忆”。】然而鲁迅却用极其冷峻的笔触,打破了这种温情期待,将人性的傲慢、扭曲以及弟弟的“全然忘却”残忍地撕开,让读者被迫直面最不堪的精神虐杀。同时,伊瑟尔指出的文本“空白”与“未定性”,在《风筝》中体现得尤为极致——弟弟那句“有过这样的事吗?”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空白。【弟弟的回答本身不是“空白”,而是作品已经明确写出的事件。作品没有交代的,是他为何忘记、当年是否长期受创,要把“文本写了什么”和“文本没有写什么”分开,这里是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空白,不仅让“我”无处赎罪,更邀请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用自身的愧疚与无力感去填补这个意义空间。
在这种召唤与填补中,读者找到了自己“被压抑的欲望”。正如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总会有想要剖析却剖析不明、想要揭露却不敢揭露、想要面对却无法面对的隐秘。或许是曾经对他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或许是岁月中无法挽回的遗憾与代价。在现实中,我们都戴着面具,而《风筝》提供了一个极其安全的场域,让读者得以在“我”的忏悔中,完成一场精神上的自我审判,释放那份无计可施的负疚与沉重。
所以,《风筝》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文学层面的“集体疗愈”。【“集体疗愈”与结尾的“无可把握的悲哀”“寒威和冷气”并不协调。若保留这一判断,就要解释如此沉重的结尾为什么还能构成“疗愈”。】鲁迅用他极度诚实的自我剖析告诉读者:有些伤痕注定无法弥合,有些错永远无法弥补。但当我们通过阅读,在“我”那颗“堕着的心”中认出了自己那颗同样坠坠不安的心时,这篇散文便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许只是将我们堕着的心微微托起一些,让我们在荒芜的现实中,获得一丝继续前行的勇气。
本文从人物深层心理、意象隐喻、读者反应三个维度重析了《风筝》,在剖析文章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面对创伤,选择释怀还是画地为牢?这拷问着每一个个体的伦理选择。【“释怀还是画地为牢”把我们的态度变成了二选一,但《风筝》讨论的还有记忆、责任以及宽恕是否可能等更复杂的问题。要思考:这样总结,会不会把文章的指向简单化?】
对于无法弥补的错事,画地为牢听起来像是把自己困住了,所以大家都尽力地开解自己,不愿画地为牢,想要释怀,这当然无可厚非;可如果所有人都选择离开,那无法弥补的伤害又该在何处安放?不论是断掉的风筝,还是那精神虐杀的一幕。释怀或许的确是一种解脱,但同时,它也是对伤害的二次创伤。离开囚笼需要勇气,可有时候选择画地为牢,自囚笼中更需要坚定,在里面,是一颗颗堕着的心。【结尾赞美“画地为牢”,容易把“承担责任”理解为“长期惩罚自己”。“自囚笼中更需要坚定”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这里是在尝试寻找一种对待悔恨的消解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真的是需要的吗?文学作品,不是一定要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个方案,它只要表现出了作者的想法、复杂的情绪,已经算作完成了。而且,它留下了多重意蕴。所以,我们没必要在这里尝试寻找一个解脱之道。】
【总评:文章抓住了“堕着的心”这个说法,也注意到了兄弟关系、风筝意象和读者感受。开头列出三部分,正文基本按这个顺序展开,读者能够看出文章准备讨论什么。
目前最需要调整的是研究方法。副标题标明“精神分析批评”,正文却依次使用弗洛伊德、尼采、中国“物感”、艾略特、姚斯、伊瑟尔,最后又转向“集体疗愈”和伦理选择。理论越换越多,每一种都只说几句,文章便像把几套批评方法拼在一起。建议只保留精神分析这一种方法,围绕“我”如何为当年的行为辩护、记忆为何在中年重新出现、他为什么如此需要弟弟的宽恕、宽恕落空后负罪感怎样持续,逐层展开。
理论使用时还要注意一个界限:文本没有写出的内容,只能作为可能的解释。文章说“我”童年匮乏、自卑,说弟弟的遗忘一定是创伤压抑,都缺少直接依据。“投射”“补偿”“强迫性重复”这些说法出现时,也要有对应的论证过程,不能简单地跟在人物行为后面,好像列出了作品中的某个情节,这些概念就能自动成立或者得到证明。概念使用时,不能不证自明,你要有自己的论述过程。可以先把概念的原义进行简单说明,再谈谈哪一句话、哪一个行为与它相符。作者鲁迅、叙述者“我”和人物弟弟也要分开,不能把叙述者的心理直接写成鲁迅本人的心境。
文本细读方面,事实不能出现错误。
如果要优化,那可以进一步细读“没出息”“完全的胜利”“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很重很重地堕着”等原句。说明这些词怎样写出长兄的自我辩护、后来的负罪感,以及宽恕不可能之后的失落、愧疚等情绪。
结尾也不要把问题变成“释怀”与“画地为牢”的二选一,也不要轻易说作品完成了“集体疗愈”。《风筝》没有给人物一个解决痛苦的方案,它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伤害已经造成,受害者甚至不再记得时,加害者怎样面对自己的过失和责任。沿着这个问题写下去,文章会比现在更集中,也更符合原文。】
▍文章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论用得过多,导致集中讨论不足。副标题说“从精神分析批评再读《风筝》”,正文写到风筝和春冬,又转去谈“物感”、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写读者感受时,再用姚斯和伊瑟尔。每引进一种说法,都需要解释它能回答作品里的哪个问题。这篇文章换了这么多套方法,就会导致每一套都用得匆匆忙忙,不能从容地进行文本细读。我会建议保留一种,围绕“我”为何需要宽恕、宽恕落空后那颗心为何还在下坠,认真读“完全的胜利”“无怨的恕,说谎罢了”等句子。
第二,理论提出的可能,被写成了作品已经交代的事实。文章说“我”童年匮乏,因此嫉妒弟弟的快乐;又断定弟弟忘记往事,是因为创伤太深而主动压抑。原文没有写“我”的童年经历,也没有交代弟弟为何忘却。精神分析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但要让读者知道这是推测,并说明“嫌恶”“可鄙”、小屋里的动作究竟怎样支持这种推测。
第三,没必要给原文人为安排一个自洽的结果。原稿说作品完成了“集体疗愈”,又让读者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如果要保留这个判断,必须解释鲁迅留下的寒意与无法宽恕,怎样还能带来“疗愈”。如果作品没有给出解脱的办法,评论也不必替它安排一个。
▍我们平时怎样批改评论写作作业
你也可以参考我上一篇推送:一篇看起来不错的《第一炉香》千字评论,我为什么光批改就用了2300字?
和上一篇一样,这份批改也是平时的作业标准。句子不通、情节记错,我会在原句后面指出;更要紧的,是看一个概念有没有用准、一个推断有没有作品依据、结尾的判断是不是从前文一步步说出来的。随文批语会让大家知道具体哪一句出了问题,总评再集中指出来全文大体上存在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如果你写过评论,却总拿不准哪些判断有依据、哪些理论该留下,可以看看文首的课程介绍,也欢迎带着自己的文章来交流。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下单评论写作课程。

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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