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赋成为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汉赋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这就是形成期、兴盛期和转变期。

汉赋的形成期在汉初。自高祖至文帝、景帝的六七十年间，社会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的状态，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还不严。这一时期的赋家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写作骚体赋，抒发身世感慨或政治理想。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内容都是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的。贾赋已采用主客问答体，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并大量使用四字句，显示从楚辞向新赋体过渡的痕迹。随着“文、景之治”的出现，封建文士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也发生着变化，辞赋也由抒发个人的身世感慨变为铺陈统治阶级的荣华富贵，由严峻的讽刺斥责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枚乘的《七发》首开其端，它借吴客说七事启发楚太子，来讽谕统治者应励精图治；行文铺张扬厉，已基本摆脱了骚体赋的束缚，具备了散体大赋的规模体制，是标志新体赋即汉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汉赋的兴盛期约在西汉中叶至东汉中叶二百年间，可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西汉中叶，即武帝、宣帝时期。这时期汉王朝封建集权制已进一步加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封建帝王出于政治需要，大力提倡辞赋，汉武帝时有“日进千赋”的盛况，汉赋盛极一时。司马相如成为众多赋家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其代表作《子虚》《上林》歌颂了大一统封建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反映了汉王朝极盛时期的进取精神和骄奢之气，体现一定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艺术形式上有“变体创新”的贡献，确立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和铺张扬厉的体制。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汉赋仍盛行不衰。但由于汉帝国元气已大损，故虽有东汉的“光武中兴”，已无复汉武帝时的强盛气象。这一时期的扬雄、班固、张衡虽与司马相如并称“汉赋四大家”，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不过走着司马相如的老路。而由于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差距过大，因而不免“褒美失实”。扬雄代表作品《羽猎赋》、《长扬赋》等，写帝王田猎和汉朝声威之盛；班固代表作为《两都赋》，于汉大赋中首先开出描写国都一体，称为“京都大赋”；而张衡的《二京赋》则是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然其讽谏性较以前赋作有所加强。 

汉赋的转变期起始于东汉中叶，一直延续到汉末。这一时期外戚、宦官争权，形成统治阶级内部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政治日趋黑暗腐败。宣扬皇恩帝德、歌颂国势声威的长篇大赋显著减少，而讥讽时事抨击黑暗等现实性较强的抒情小赋开始出现。张衡首开风气之先，他的《归田赋》表现出因朝政日非而归隐田园的乐趣与不合流俗的精神。其后蔡邕的《述行赋》记叙旅途所见所感，并联想到许多古人古事，其用意是借古刺今；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痛砭黑暗现实，表现出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和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同情；祢衡的《鹦鹉赋》以笼中鹦鹉自况，抒写了才志之士身处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短赋名篇，初步突破了赋颂传统，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和兴盛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