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文学考研真题中，韩愈的6种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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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复习韩愈时，古文运动往往背得很熟：文以明道、陈言务去、文起八代之衰。可真题一旦转到韩诗、叶燮评价、《送李愿归盘谷序》或《调张籍》，就感觉相对很陌生了。

近五年的韩愈题有一条很鲜明的分界。古文部分会问他为什么反对骈文、怎样理解苏轼的评价、韩文“雄健”究竟雄健在哪里；诗歌部分则会问尚奇求怪、以文为诗、韩孟诗派和宋诗源流。还有一些细节题：《送李愿归盘谷序》怎样写三类人物，《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为什么表面送行、话里却另有劝告，《调张籍》的填空究竟该填哪两个字。

我整理了2022—2026年与韩愈直接相关的真题，共计14道。把这些题放在一起，反复追问的其实就是6个考点。

这篇文章我总共会放14道真题。六种考法都没有超过5道，所以每一题都会保留。大家可以先看六个标题，试着说清韩愈在散文史和诗歌史上分别改变了什么；再看每节的题干，分辨总论题、材料题、比较题和作品题各自追问什么重点；最后通读知识正文，把古文理论、散文创作、韩诗新变和宋人接受连起来。二轮复习可以按节补缺，冲刺阶段则可以用这六个标题快速检查韩愈专题。

▍01｜古文运动主张与“文起八代之衰”

代表真题共3道

韩愈为什么反对骈文提倡古文。（2024河南师范大学）

试析“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2023南京大学）

结合中唐政治背景和韩愈的作品，谈谈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理解。（2022陕西师范大学）

这三道题由文学主张逐步问到文学史评价和作家生平。河南师范大学重在说明骈文何以妨碍内容表达，以及古文为何适合中唐士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要求；南京大学要拆解“文起”与“道济”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又加上“忠”与“勇”，要求把《论佛骨表》、淮西之役、宣慰镇州等经历写进苏轼的评价。若只背“反对骈文、提倡散文”，古文运动的时代缘由和韩愈的实际作为都会缺席。

韩愈生活的中唐，已经与开元、天宝时期大不相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老盛行等问题长期存在，唐王朝虽在元和年间一度出现中兴气象，政治秩序和思想权威仍然面对严重危机。士人重新研读儒家经典，希望从孔孟学说中寻找经世依据。儒学复兴、政治改革和文风改革因此在这一时期彼此关联。

古文运动也有更早的准备。初唐以来，陈子昂已经用复古来反对浮靡文风；安史之乱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陆续提倡宗经、明道和散体写作。他们批评文章徒事藻饰，希望文章能够讨论政治、伦理和现实。到了韩愈、柳宗元手中，这些零散主张有了声势更大的创作实践，散体文也由倡议变成可以与骈体文抗衡的成熟文体。

“古文”是相对于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言的。骈体文讲究对偶、声律、藻饰和用典，长期应用于诏令、表章、书启等文体。它在六朝和唐代产生过许多名篇，本身具有鲜明的艺术价值。韩愈所批评的，是骈俪写作发展到后来出现的浮艳、空洞、模拟和程式化倾向。句式、声律和典故压过了实际内容，作者很难自由地叙事、议论和抒情。

韩愈提倡的古文以散句单行为主，句式长短可以随内容变化，也不受固定对偶和声律的严密约束。这样的文字更便于阐说义理、批评时政、记录人物和抒发性情。《原道》《师说》适合层层辨析，《论佛骨表》适合直陈政见，《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可以写人物生平与品格，《祭十二郎文》又能随着哀痛自然伸缩。文体自由给了作家更多选择，韩愈也由此拓宽了散文能够承担的内容。

韩愈倡导古文，首要目的在于明道。他尊奉孔孟之道，希望借文章排斥佛老、维护统一、整饬人伦，并使儒家思想重新参与现实政治。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自己学习古文，既要通晓古人的言辞，更是为了理解古道。文章由此获得现实职责，不能只供赏玩或应酬。

重道并没有使韩愈轻视文辞。他在《答陈生书》中直言自己“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他广泛学习《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以及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从不同典籍中学习谨严、奇变、瑰丽和雄深。对于骈文的对偶、铺陈和声律，他也会吸收可用之处。韩愈所要改变的是僵化文风，并不主张把前代文章一概废弃。

学习古人还要能够自立。韩愈提出“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又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能自树立，不因循”。这些说法反对照抄古语，也反对只把散句写得古奥生硬。他心目中的复古，是回到先秦两汉文章富有内容和生命力的状态，再用自己的语言处理当下经验。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名，实际产生了新的散文面貌。

韩愈也重视作者的思想、人格与气势。《答李翊书》用水和浮物说明气与言的关系：水势充足，大小物体都能浮起；作者胸中之气充盛，句子长短和声音高下便能各得其宜。这种“气”包含学养、道德、志向和情感力量。文章的声势因此有内在来源，不能只靠排比、长句和高声调制造。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文起八代之衰”，概括了韩愈对散文传统的恢复和改造。“八代”通常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苏轼认为这一时期的文章逐渐受到骈俪风气束缚，韩愈重新接续先秦两汉散文，又吸收八代文章的艺术经验，开创了唐宋古文的新局。刘熙载后来所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正好补充了这句话：韩愈有批判，也有继承；有复古，也有创造。

“道济天下之溺”评价韩愈复兴儒学的思想贡献。他在《原道》中追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强调仁义与道德实践；在《师说》中反对士大夫耻于从师；在《论佛骨表》中激烈反对朝廷迎奉佛骨。后世宋代理学所讲的道统与韩愈并不完全相同，韩愈重建儒家传承的努力却为宋儒提供了思想先声。

“忠犯人主之怒”直接联系《论佛骨表》。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上表力谏，称佛骨为“朽秽之物”，请求交付有司投入水火，并表示若佛能降祸，愿由自己承担。宪宗大怒，韩愈几乎被处死，后贬潮州。苏轼看重的，是他面对君主仍坚持政见的勇气。

“勇夺三军之帅”还与韩愈处理军事危局的经历有关。元和年间讨伐淮西时，他在裴度幕府任行军司马；长庆年间镇州兵变，王庭凑杀田弘正、抗拒朝廷，韩愈奉命宣慰。他进入叛军控制地区，当面申明朝廷立场，处境极为危险。苏轼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的话来赞扬韩愈的胆识，也把文章、道义、忠诚和政治行动写成一体。

这段评价带有苏轼崇敬前贤的强烈感情，不能当作没有限度的历史结论。韩愈没有独自完成儒学复兴和古文改革，柳宗元以及韩愈以前的古文家都作出过贡献；六朝骈文也有不可抹去的艺术成就。苏轼的四句最适合用来概括韩愈怎样把文章改革、儒学理想和个人实践结合起来。把这些关系交代完整，“文起八代之衰”才不会只剩一句赞语。

▍02｜韩愈古文的艺术成就及雄健风格

代表真题共3道

阐述韩愈散文的艺术特征。（2023中国矿业大学）

有人评论说：“韩文雄健，柳文清峻，欧文闲易，苏文浩渺。”请依据这则评语，结合具体散文作品，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位作家的散文风格。（20分）。（2022北京师范大学）

简述韩愈古文的艺术成就。（2026南京师范大学）

两道总论题要求说明韩文在体裁、内容、章法、语言和风格上的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则把“韩文雄健”放进唐宋四家比较中。雄健不能只解释成气势大，也不能靠列举《师说》《马说》《祭十二郎文》的篇名来证明。韩文会因论道、奏议、杂文、传记、墓志和祭文而改变写法，雄健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总体风貌，并非每一篇都声调高昂。

韩愈古文的体裁极为丰富。论说文中有《原道》《原性》《师说》，政论文中有《论佛骨表》《论淮西事宜状》，论学文字有《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杂文有《进学解》《送穷文》《杂说》，叙事文字有《张中丞传后叙》，碑志有《柳子厚墓志铭》，哀祭文字有《祭十二郎文》，赠序中又有《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这些原本用途、对象和写法各不相同的文体，在韩愈笔下都能获得鲜明的文学性。

韩愈的论说文长于立论和辩驳。《师说》从“古之学者必有师”起笔，先说明从师对于解惑的重要，再写士大夫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以古今、圣愚、成人与孩童的不同态度反复对照，最后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章每推进一步，都回应当时人对从师的偏见，议论严密又有锋芒。

《原道》讨论儒家之道，篇幅很长，却一直围绕道的内容、传承和现实作用展开。文章追叙儒家传承，批评佛老，又设想废寺观、归僧道于编户等措施，论述带有强烈的行动愿望。《论佛骨表》面对皇帝，语气更为激烈。韩愈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谈起，列举奉佛帝王的年寿祸福，又直接请求焚弃佛骨。说理、排比和质问共同推动文势，使政治意见带上了不可退让的情感力量。

韩愈杂文善用寓言、设问和拟人。《杂说四》以千里马遇不到伯乐写人才被埋没，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写到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结尾以“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收束。篇幅很短，意思却经过比喻、叙述和反问多次转折。《送穷文》把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写成五个鬼，以主客问答宣泄困顿，牢骚中有诙谐，自我解嘲中又带着不平。

《进学解》同样采用主客问答。国子先生劝学生勤学、守职，学生却逐项反驳，列举先生的学问、文章和政事才能，最后指出他仕途坎坷。表面由学生替先生鸣不平，结尾又由先生用官场标准解释得失。文章铺陈宏富，句式骈散相间，许多语句极为整饬，却没有回到六朝骈文的固定程式。韩愈能够把骈偶、排比和典故纳入散体文章，让形式服从讽刺和抒情。

他的叙事文常在事实之间加入有分量的议论。《张中丞传后叙》为许远、张巡守睢阳辨诬，又补写南霁云等人的事迹。文章没有按照生平顺序平铺直叙，而是围绕争议选择材料。南霁云拔刀断指、抽矢射塔等场面简洁有力，人物忠烈由行动显出；作者对责难者的驳斥，又使叙事带上鲜明判断。记事与议论彼此发明，人物也在历史争论中获得精神分量。

墓志和祭文更能看出韩文随人、随事变化。《柳子厚墓志铭》叙写柳宗元的才学、政治遭际和朋友之义，既有传记内容，也有对势利交游的批评。《祭十二郎文》从叔侄身世、家族凋零写到相聚离散，再写噩耗到来后的疑问、悔恨和身后安排。文章多用日常口吻，反复呼告，思绪随哀痛转折，很少追求整饬。它的力量来自亲情和悔恨的层层加深，说明韩文的感染力并不依赖雄词壮语。

韩愈又善于根据文章对象安排结构。《送李愿归盘谷序》用大段铺陈和三类人物对照，把官场得意者、山林隐居者和奔走权门者写得声口各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篇幅短小，真正的劝告藏在转折、疑问和代言之中；《毛颖传》为毛笔虚构家世和仕履，沿用史传笔法写滑稽内容。古文由此拥有庄、谐、奇、正等多种面貌。

韩文语言以准确有力、富于变化著称。他能写《原道》的严正古奥，也能写《祭十二郎文》的浅白悲切；能用“佶屈聱牙”一类古语，也吸收当时口语。他创造或固定了许多后来常用的说法，如“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更有价值的是句子随内容伸缩：议论紧迫时多用短句和反问，铺写事物时展开长句与排比，抒情深处又反复呼告。声调变化与思想感情相配合。

“韩文雄健”可以从立意、文气、章法和语言四处理解。韩愈讨论的常是道统、师道、人才、朝政和忠义，题目本身具有社会分量；作者立场鲜明，辩论时少有含混；篇章多次开合，却始终有一股向前推进的力量；长短句、排比、反问和顿挫又使这种力量能够被读者听见。雄健因此包含思想和人格，也包含文章组织和声音。

四家比较时，还要看同一“古文”在不同作家手中怎样变化。柳宗元的“清峻”常见于议论的严冷、语言的简洁和山水游记中的幽深孤峭，《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都能说明；欧阳修的“闲易”表现为纡徐舒缓、平易流畅，文章常在看似从容的叙述中转入感慨，《醉翁亭记》《秋声赋》很有代表性；苏轼的“浩渺”来自才学广博、思路奔放和文势开阖，《赤壁赋》《石钟山记》可见其议论、叙事与想象的自由变化。韩愈的雄健更加刚劲峭拔，强烈的立意和文气常把全篇推向前方。

这些风格词都只是总括。韩愈也有哀婉平易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也有锋利的论辩，欧阳修并非始终闲缓，苏轼也能写得简净峭拔。比较的意义在于说明各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气质，同时用具体作品限制概括，避免把四位作家写成互不相通的四个标签。

▍03｜韩愈诗歌的艺术特点与韩孟诗派

代表真题共3道

韩愈“横空盘硬语”是指（）。（2024上海师范大学）

简述韩愈诗歌的艺术特点。（2026新疆大学）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这段话一共表述了五个观点，请分别予以概括，并结合具体作品予以评述。（2024北京师范大学）

这三道题的跨度很大。新疆大学问韩诗总论，北京师范大学要求概括并评议张戒的五层观点，上海师范大学却只考一个原文细节。“横空盘硬语”很容易被填成下一句，也容易被误认为韩愈的自评。它出自韩愈《荐士》，上文正在赞扬孟郊，完整诗句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所以空格应填“孟郊”或“孟郊的诗”。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后世常称韩昌黎。他在散文史上的声名很高，诗歌创作同样改变了中唐诗坛。文学史通常把以韩愈、孟郊为中心，兼及李贺、贾岛、卢仝、刘叉、马异、皇甫湜等人的诗歌创作称为韩孟诗派。这些诗人并非组织严密的团体，人生经历和个人风格也不相同；他们共同显出的，是对大历以来平弱圆熟诗风的不满，以及求新、求奇、重主观感受的愿望。

韩愈诗歌现存三百多首，题材包括时事、仕途悲愤、山水行旅、酬赠论诗等。《归彭城》写旱灾水患和百姓死亡，《汴州乱》批评藩镇祸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朝奏夕贬的政治遭遇，《南山诗》《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写山川游历，《荐士》《调张籍》又直接讨论诗歌。这些作品说明韩诗的内容并不狭窄，尚奇求怪也并非唯一面貌。

“不平则鸣”是理解韩孟诗派的一条线索。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万物有所不得其平便会发出声音，人有忧愁思虑，也会通过言辞表达。优秀诗文常从困顿和不幸中产生，这一判断既解释创作缘由，也肯定了作家的个人情感。韩愈自己多次因直言获罪，孟郊长期贫困失意，韩孟诗中强烈的怨愤、孤独和自我意识，都与这种生命处境有关。

韩愈又主张“笔补造化”。自然已经存在，诗人仍可以凭想象和语言创造出未经前人写过的景象。他要求文章“能自树立，不因循”，诗歌也追求避熟趋生。《调张籍》写自己愿生双翅，追随李杜飞出八荒，又写鲸牙、天浆等奇异物象；《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写衡山群峰在云雾中突兀腾掷。诗人扩大形体、改变比例，让山川获得惊人的力量。

尚奇求怪是韩诗最醒目的艺术追求。他喜欢险怪景物、异常动作和强烈感官刺激。《雉带箭》抓住野雉中箭腾起又坠落的瞬间，“冲人决起百馀尺，红翎白镞随倾斜”，颜色、速度和方向都很鲜明。《听颖师弹琴》用“昵昵儿女语”“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等连续比喻写琴声变化，把听觉转成语言、动作和视觉形象。韩诗的奇险因此来自观察、想象和组织，不只来自生僻字。

韩愈尤其擅长长篇古体。《南山诗》大规模铺写终南山景色，连续使用“或”“若”“如”等字组织比喻，像赋一样穷尽山势变化。诗中景物不断变形，篇章也在铺陈中扩大。这样的写法有雄伟宏丽之处，也会出现繁复冗长的问题。韩诗的长处和弊病常由同一种创作冲动产生：才力充沛、务求写尽，成功时气势奔腾，过度时便显得堆砌。

“以文为诗”是韩诗的另一项贡献。韩愈把散文的叙述、议论、章法、句式和虚词带入诗歌。《山石》依照游览顺序，写入寺、看壁画、铺床、夜卧、晨起、出山，几乎像一篇山寺游记，却用光线、声音和行动维持诗意。《荐士》《调张籍》大段议论诗歌源流和李杜成就，诗中有判断、有辩驳，也有夸张想象。诗歌由此可以容纳过去较少进入诗中的知识、议论和日常过程。

韩愈还喜欢硬语、险韵和拗折句法。所谓“硬语”，常指用字生新、句意挺拔、声音不求圆熟。所谓“险韵”，是选取难以连续押用的韵脚，借此显示才力。散文式句子又会打破近体诗常见的整齐节奏。这些做法使韩诗拥有奇崛劲健的语言，也可能造成古奥艰涩。教材在概括韩诗时同时说明“妥帖”与“枯滞”两面，正是提醒我们不能把所有险怪都当成成功。

韩诗有雄奇的一面，也有平易清丽的作品。《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写“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观察细密，语言轻快；《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虽然写贬谪，格律严整，情感悲壮；《山石》末尾“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又有旷达之气。总论韩诗时应以尚奇求怪、以文为诗为主，再说明时事关怀、抒情力量和风格变化。

孟郊与韩愈相互唱和，也共同求奇，但孟诗有自己的“寒”与“瘦”。他的作品多写贫困、不遇和孤独，常在狭小物象中刻画寒苦感受，语言经过反复锤炼，显得清奇僻苦。韩愈《荐士》先写“有穷者孟郊”，再赞其“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排奡”形容强健矫捷，这两句肯定孟诗用硬语而能安放妥帖。填空题若忽略上下文，便会把评价对象判断错。

北京师范大学材料可以分成五层。第一层认为诗文书画都与创作者胸中性情有关；第二层以杜甫忠义深厚、熟习经术解释其诗“雄而正”；第三层由李白任侠、好神仙解释其诗“豪而逸”；第四层概括韩愈诗文的廊庙气；第五层比较李白与韩愈，承认韩诗足与太白相抗，同时把韩愈列在李、杜之后。

“从胸臆中出”指出了人格、学问和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杜甫的儒家责任感、李白的游侠精神与道教想象、韩愈复兴儒学和参与政治的志向，确实都会进入作品。张戒的概括抓住了三位诗人的重要一面，也带有传统诗论以人格解释文风的特点。作家的艺术还受时代、文体、语言传统和个人技法影响，仅用性情无法解释全部差异。

杜诗“雄而正”、李诗“豪而逸”都有作品支持。《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深厚的政治伦理关怀，《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以夸张想象和自由精神见长。韩愈诗文所谓“廊庙气”，可以联系《原道》《论佛骨表》《调张籍》中的儒家立场、政治抱负和雄健声势。不过《南山诗》的怪奇、《山石》的游记笔法、《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清丽，都超出了“廊庙气”这一概括。

张戒把韩愈排在李、杜之后，属于诗歌批评中的一家之言。韩愈确实尊崇李杜，也从李白的奇情壮采、杜甫的炼字造句中获得启发；他的诗歌在浑成和音韵方面也常受到后人批评。然而文学史地位不能只排一条高下次序。韩愈把散文章法、议论、才学和硬语更大规模地带入诗歌，直接启发了宋人。李、杜代表盛唐诗歌高峰，韩愈则在中唐另开新局，三者贡献可以分别说明。

▍04｜韩愈的诗歌革新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代表真题共2道

叶燮《原诗》中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请你结合韩愈诗歌的创作特点谈谈理解。（2026湖北大学）

叶燮《原诗》中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你怎样看待这一观点？谈谈韩愈对宋诗的影响。（2025北京大学）

两道题用了几乎相同的材料，要求却有差别。湖北大学重在从韩愈自己的创作解释“力大”“思雄”和“一大变”，北京大学则把重点落到宋诗。叶燮所列的“苏、梅、欧、苏、王、黄”，一般指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回答这类题，既要说明韩诗打开了哪些写法，也要看宋人怎样选择、改造；只说“韩愈影响很大”无法解释这段评价。

韩愈出现以前，盛唐诗歌已经达到很高成就，大历、贞元诗人则多在五言近体中追求清雅精巧，诗坛渐有程式化和平弱之感。元和诗人面对前代高峰，很难继续沿用盛唐声调。韩愈、孟郊等人因此转向生新奇险，白居易、元稹等人则转向平易通俗。求奇与求俗共同改变了中唐诗歌，也让唐诗获得新的发展方向。

叶燮说韩愈“力大”，可以联系他的才力、气魄和篇章规模。《南山诗》用大量比喻铺写山势，《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写云雾开合与群峰突现，《听颖师弹琴》连续转换形象来模拟音乐。韩愈常把一般诗人难以处理的庞大景象、抽象议论和复杂过程纳入长诗，篇章有强劲的驱动力。

“思雄”偏重运思和意念。韩愈写诗敢于改变诗歌的惯常材料，也敢于使用散文、辞赋和论说文字的办法。《调张籍》把文学史判断写成奇幻追逐，《荐士》在诗中评论孟郊，《山石》按游记次序铺开，《南山诗》用赋体穷形尽相。题材、文体和语言之间的旧有分界被大幅推开，诗歌可以叙事、说理、论学、记游，也可以容纳才学与议论。

“唐诗之一大变”说的正是这种改变。韩诗从盛唐浑融的兴象和大历圆熟的声律之外，另求奇境、硬语、险韵和散文章法。他有意留下人工锤炼的痕迹，用拗折抵抗顺熟，用知识和议论增加诗歌容量。这些做法未必都符合传统的含蓄和音韵之美，却预告了宋诗重理趣、重才学、重议论、重文字推敲的许多特点。

叶燮称韩愈为宋诗“鼻祖”，重在指出诗法源头，并不意味着宋诗只从韩愈一人而来。宋人同样深入学习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孟郊等诗人，也受宋代政治文化、士大夫学问和日常生活影响。韩愈的贡献，在于先行试验了一批后来被宋人广泛使用的办法：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扩大题材、铺写日常过程、运用才学典故、锤炼硬语拗句。

苏舜钦是叶燮所列的第一个“苏”。他的诗歌关注时政，气势豪迈，常用散文笔法铺写事件。《庆州败》议论战争得失，《吴越大旱》长篇叙写灾情和用兵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叙事、议论与抒情相连。这些特点与韩诗的古体长篇和直面政治有相通处。不过苏舜钦忧民患时、推尊杜诗也十分鲜明，他的诗歌渊源不能全归韩愈。

梅尧臣为宋诗带来的主要新意，是把日常生活和平常事物写入诗中，并在平淡语言中追求深远意味。他写陶器、河豚、猫、农具和官场琐事，题材范围与唐人常见的宏大抒情已有差别。韩愈扩大诗材、把叙述议论带入诗歌，为这种变化提供了先例；梅尧臣沿着诗材扩大的方向继续写日常生活，同时减弱韩诗的怪奇声势，走向古淡、闲远和细密观察。

欧阳修对韩愈的学习有更明确的文献依据。方回说欧阳修的五、七言古体多近昌黎、太白。欧诗常用散文布局，叙事和议论随情感转折，古体诗的句法也较为舒展。《洛阳牡丹图》从观画、忆花写到人情好尚，议论由事件中展开。欧阳修同时警惕韩诗的怪奇拗硬，以李白的流畅和自己的从容加以调节，最后得到平易流动的诗风。

苏轼进一步扩大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表现范围。他见闻广博，诗中可以谈政治、历史、书画、饮食、山川和日常经验；长篇古诗常随思路自由展开，议论与比喻变化迅速。韩愈给他的启发既有豪健文气，也有文体开放和驱遣才学的能力。苏轼又以旷达胸襟、敏锐理趣和流畅语言减少艰涩，写出了更为浩瀚自由的宋诗面貌。

王安石前期诗歌多写政治和社会问题，古体诗中常有议论、用典和散文化句式，显示宋人以思想入诗的特点；晚年绝句则转向精工含蓄，炼字、用事和构图都很讲究。若从叶燮所说“发其端”来理解，韩愈开出的方向主要在于议论、才学和人工锤炼。王安石没有照搬韩诗的险怪，他把这些经验放进严密思考和精炼语言之中。

黄庭坚与韩愈的关系最容易从诗法上看出。他以杜甫为主要宗师，古体诗又兼学韩愈、孟郊。黄诗讲究生新瘦硬，喜用拗句、险韵和散文化句法，常以典故、前人语句重新组织新意。他所说“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把读书、用典和语言翻新变成更自觉的创作方法。韩愈的硬语、奇险和博学由此在江西诗派中获得了新的延伸。

这六位诗人没有接受同一个“韩愈”。苏舜钦取其豪健和长篇议论，梅尧臣沿着诗材扩大而转向平淡，欧阳修取散文章法而舍怪硬，苏轼发展文体自由与才学议论，王安石把思想和炼字结合起来，黄庭坚则把硬语、拗句和用典推得更深。叶燮的评价有概括力，也需要这样的分别说明来限制。韩愈对宋诗的意义，正在于他提供了多种可以继续改造的诗歌方法。

▍05｜韩愈赠序的艺术——《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代表真题共2道

简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的艺术特色。（2022湖南师范大学）

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创作主旨和艺术特色。（2025安徽大学）

这两道题都考赠序，作品写法却差别很大。《送李愿归盘谷序》篇幅较长，靠人物言语、铺陈和对照展开；《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非常短，真正主旨藏在看似勉励的送行话中。前一题若只写“赞美隐居”，会漏掉三类人物之间的张力；后一题若按字面理解成鼓励董邵南投奔河北，主旨就会判断反了。

赠序是古代送别时赠给友人的文章，与书籍篇首说明著述缘起的序文不同。唐代以前已有赠言传统，中唐文人又把它发展成富有文学性的散文。韩愈的赠序可以叙交情、论学问、写人物，也可以借送别议论时政和人生。《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各有声情，说明应用文体在古文家手中获得了很大的写作空间。

《送李愿归盘谷序》先写盘谷的地势和得名。盘谷幽深回环，泉甘土肥，草木繁茂，又远离人烟，适合隐居。简短的环境描写给李愿的归隐安排了现实地点，也为后文山居生活作了准备。文章随后主要让李愿自己说话，借一段长篇言辞写出三类人物和三种生活。

第一类是“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显贵。他们在朝廷可以进退百官，在外出行则旗旄、弓矢、随从塞路，门前才俊歌功颂德，家中美人争宠。韩愈用赋体铺陈权势、声名和享乐，句子繁富，场面耀眼。这样的生活确有世俗吸引力，文字中也不断显出权力、欲望与阿谀，读者很难只把它看成正面理想。

第二类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之士。他升高望远，坐在茂树下终日休息，在清泉中洗濯；山中有可食的植物，水里有鲜鱼，起居没有固定时刻，只求身体安适、内心无忧。他还比较身前有誉与身后无毁、身体有乐与内心无忧，最后选择远离毁谤和患害。语句由前一段的喧腾转为舒缓，盘谷生活因此有了清旷自足的气息。

第三类是奔走权门的失意者。他们守候公卿门下，往来于权势之途，想进身又踌躇，想开口又吞吐；身份愈低，智谋愈工，污秽愈深，只求权贵偶然垂怜。韩愈连用动作和神态，把趋附者的局促、卑屈和可怜写得十分具体。与第一类人的煊赫相对，他们处在权力关系最下方；与第二类人的自由相对，他们身心都受制于人。

三类人物安排在一起，文章的感情也变得复杂。韩愈有建功立业的儒家志向，熟悉第一类生活具有的吸引力；他长期仕途受挫，又厌恶第三类人的奔竞；李愿所说的山林生活则提供了远离毁誉的选择。作品赞美李愿归隐，也寄托韩愈对出处进退的思考。若把第一类全写成讽刺对象，或把全文只读成隐逸宣言，都容易删掉作者内心的矛盾。

文章主要通过人物之口表达，李愿的话带有辞赋式铺陈，也有强烈的戏剧声调。三段文字在场面、节奏和语气上彼此映照：显贵者繁华喧闹，隐居者舒展安静，干谒者迟疑卑琐。抽象的人生选择由动作、器物、声音和环境写出，读者仿佛看见三组连续场景。

结尾又换成韩愈自己的声音。他赞美李愿所说合于仁义，为归人作歌，并想在盘谷中为自己安排一处居所。这一结尾加强了送别情意，也让作者从旁听者走入文章。序、说、赋、歌等写法相互配合，行文不断换声，却始终围绕仕与隐、荣与辱、身乐与心忧展开。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背景不同。董邵南参加进士考试而不得志，准备前往河北。中唐河北部分藩镇长期与中央对抗，又喜欢招揽未遇士人。韩愈维护朝廷统一，当然不愿朋友投身藩镇；但董邵南因科场失意而出走，直接斥责也难以近情。文章因此采用委婉曲折的劝说。

开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顺着董邵南的心意赞美燕赵。文章又说董生怀抱才器而不得志，此行或许能遇到赏识者，“吾知其必有合也”，听来像真诚勉行。写到这里，送序已经完成通常应有的慰勉，韩愈却随即提出疑问：风俗会随着教化改变，今天的燕赵是否仍和古时相同，自己其实不知道，只能借董生此行考察。

这一个转折改变了全文。古代燕赵多义士，不等于当时割据藩镇仍有古风；藩镇延揽士人，也不等于士人可以不顾君臣大义。韩愈没有正面指斥河北，更没有训斥董邵南，而是用历史名声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差距，使朋友自己重新衡量选择。

结尾的两项托付更有深意。韩愈请董邵南凭吊乐毅的望诸君墓，又到市井看看是否还有古代屠狗豪士。这些古人代表燕赵旧日的慷慨风气，询问他们是否仍在，继续检验“古称”与“今天”的距离。随后他请董生代为致意：“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句话表面说给河北豪士，实际也说给董邵南：朝廷有君，士人应当为国家出仕，无须到割据藩镇寻找进身机会。

作品的主旨因而是借送行劝止。韩愈理解董邵南的不遇，没有粗暴否定他的委屈；他从燕赵古风说起，逐步加入怀疑，再借吊墓、访市和传话收住全文。每一句都合于送别身份，真正意见却越来越明确。温厚的人情与严正的政治立场并存，是这篇短文最见功力之处。

两篇赠序可以互相参看。《送李愿归盘谷序》善用铺陈、对照和人物声口，篇幅伸展，感情显豁而又复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善用转折、反问和言外之意，文字短促，态度含蓄却坚定。韩愈没有让赠序停留在应酬送别上，他按照对象和处境重新安排文体，使赠序能够讨论人生选择、官场处境和国家大义。

▍06｜《调张籍》的原文识记与李杜观

代表真题共1道

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文章在，光焰万丈长”。（2024上海师范大学）

这道填空只有一题，背后却连着韩愈的诗歌史观。原诗开头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空格应填“李杜”。若填“李白”或“杜甫”，字数和原文都不合；“文章”在这里用来总称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

《调张籍》是一首论诗诗。韩愈借与张籍谈诗，反驳当时贬低李白、杜甫的议论。开篇直接断定李杜作品仍在，光芒万丈，毁谤者如蚍蜉撼树，既伤不到李杜，也暴露自己的不自量。六句连续推进，判断鲜明，语气峻急，又用一个极有形象感的比喻把文学争论写得生动。

“蚍蜉撼大树”后来成为常用成语，在原诗中与“光焰万丈长”相互照应。李杜文章像高大树木和长久光焰，攻击者则渺小无力。韩愈没有用抽象名次讨论文学地位，而是把高下差距转成尺度、光亮和动作，论断因此带有很强的视觉力量。

诗的后半继续展开对李杜的神奇想象。韩愈说自己生在二人之后，只能伸长脖颈遥望；夜梦中仿佛可以见到，白日追思又觉微茫。他希望生出双翅，追随李杜飞越八荒，又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学习前贤被写成一场奇异壮阔的精神追逐，这正是韩诗尚奇、善于夸张的一面。

韩愈尊崇李杜，同时反对僵硬模仿。他赞扬李杜的伟大创造，也要在盛唐高峰之后寻找自己的声音。李白的雄奇想象、杜甫的锤炼语言都给韩诗以启发，韩愈又把散文、议论和险怪带入诗歌，开辟中唐新风。尊重传统与追求新变在《调张籍》中同时存在。

这首诗还可以用来说明“以文为诗”。它讨论文学评价，带有明确论点和辩驳；句子像议论文一样连续推进，却不断用光焰、大树、蚍蜉、翅膀、鲸牙和天浆化解抽象。议论获得形象，奇想又服从诗学判断。韩愈的成功处，正在于二者能够互相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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