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专题 — 第9天：《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

论文标题：《西游记》学术研究简略

作者：臧慧远

面对《西游记》流传时间久、争论观点多的客观现状,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时期是古代《西游记》研究主观评点期；1919年五四之际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西游记》研究现代转型开创期；新中国建立至今是《西游记》研究复苏繁荣并走向多元纵深时期。

第一阶段,明清时期《西游记》的研究主要是评点式的批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理、宗教层次上,出现了释儒、谈禅、证道各派观点。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所载的《刊西游记序》被认为是古代《西游记》评点的发轫之作。同时期李评本则用当时盛行的“心学”思潮来阐释《西游记》,揭示其所蕴含的“心学密谛”,成为关于《西游记》的第一个成熟的评点本。

我们对明清评点的认识,尤其对清代评点的认识,多是认为“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是“在大白天说梦话”,对其间的曲解附会应清楚地认识,对其全盘否定亦失之偏颇。应认识到有清一代,评本蜂起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积淀,有着时代的烙印。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之际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一批耀眼夺目的现代新文学大师，引进西方理论，阐释全新的价值观念、评价标准，重新阐释与定位《西游记》。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史学的背景下研究《西游记》,不仅将《西游记》纳入神魔小说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之‘《西游记》漫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致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对《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成书问题、演化、人物来源、八十一难的历史依据做了全面的考评,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其鲜明地提出了“游戏说”的观点。此外,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均对《西游记》从故事渊源、作者、版本、人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西游记》研究呈现出全面复兴与繁荣的景象。其不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提出新的意见观点,而且全新的学术观念和科学方法的确立,使得《西游记》的研究多元化。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理论、方法更为多样化,更新更为迅速,《西游记》研究在更好地消化、吸收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学说,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国光的“密码”说,诸葛志的“将功赎罪”说,刘勇强、李安纲的“心路历程”说,田同旭的“情理相争”说,方克强、杨义的“神话母题”说,克珠群佩、王意如的“崇佛(禅宗)”说,竺洪波的“追求哲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说,康金生的“宣扬佛法及其政治作用”说,黄霖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说以及李安纲的“金丹大道”说等,这些都对新时期《西游记》主题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但这些见解凸显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此众多的主题观似乎只有量的递增没有质的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全面涵盖《西游记》整体的宏观性主题观。

在《西游记》研究史中,争议最大的除了主题论外,其次便是人物论。《西游记》中涉及的人物除了取经四众,便是神佛与妖魔。其中对主要人物孙悟空原型的探讨:有鲁迅首倡,张锦池、李时人、萧相恺等人赞成的“国货”说;胡适首倡,季羡林、陈邵群等人赞成的“进口”说;蔡国梁、萧兵等认为的“混血”说;矶部彰认为的“佛典”说。其中,较为突出的文章有: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刘毓忱《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等。

论文标题：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之一

作者：竺洪波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发生于“ 五四” 之际。伴随着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开始融入世界整体格局，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除了《红楼梦》研究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从“ 旧红学”向“ 新红学”的飞跃，当数《西游记》研究，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学科形态上都发生脱胎换骨的裂变，其现代转型最为彻底和典型。究其成因，除却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潮流的推动，无疑还植根于《西游记》研究的内部张力。

鲁迅、胡适等“ 五四”新文学大师为《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揭开了序幕，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作《中国小说史略》，“ 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打破了“ 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其中也梳理、总结了神魔小说的历史，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艺术特点和美学价值，并搜罗明清两代史料，论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从而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基础，指引了方向。与此同时，胡适数度作《西游记》考证，除了与鲁迅书信往来，相互切磋，共同考定《西游记》的作者，还对作品本事的历史渊源、主要人物如唐僧、孙悟空的演化、八十一难的历史依据以及其中的文化象征内涵作了全面考评。他不仅全力支持《西游记》新式标点本出版，并为之作序呼吁，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研究汇入现代学术的进程。

胡适说“ 《西游 记》小说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 斩鬼’的清兴，而决无‘ 金丹’的道心”，“ 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其所谓主旨“ 不过是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说到底，这种“ 笨眼光”正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心境，唯如此才能真正掌握《西游记》的真谛。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一个标志是逐步确立起一种全新的、适应现代学术精神和治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小说评点（包括序跋、读法）相比，鲁迅、胡适研究《西游记》，采用了宏观综合、微观分析互渗，考评结合、史论贯通的方法，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正是从宏观着眼，微观人手，一方面，他们抓住《西游记》主题、性质、成书过程、作者考订、版本嬗变等属于学科基础层面的宏观命题，并从这些命题的综合考察中揭示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律，从而呈现出较高的学术品位和理论层次。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这些宏观命题出发，引伸出许多有关《西游记》的具体问题，如钩辑某一条相关资料，说明某一具体现象，分析某一形象的生成，阐释某一种既有的结论，等等，并以此来显示完整的宏观链条。

考评结合、史论贯通的方法。这也是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中最显著的方法论特点。所谓“ 考”是研究的途径和过程，所谓“ 评”更多的指向考证的结论；所谓“ 史”是指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旨在纵向审视，所谓“ 论”则是以史学眼光 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理论描述，重在横向透视。考评结合、史论贯通侧重有所不同，但治学精神一致，都是试图通过特定的方法来确保论述的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确保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论文标题：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与现代小说研究范型的建立

作者：陈娟、王炜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深入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流程中,将“小说”这一类目从四部分类法中的子类中清理出来,将《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白话作品与《世说新语》、《唐传奇》等文言小说并置于一体,确定了这个新的体系与“小说”这个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思想观念,又融入了他本人的理论思考。

鲁迅在对《金瓶梅》展开研究时，他并不刻意地否定传统的治学路向和既有的观点。在研究中,他关注作者的问题,理性地梳理了前代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作者不知何人”。鲁迅客观、简略地陈述《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情况。这与部分学者过度关注作者问题,甚至从作者入手,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索隐,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小说史略》在简要地陈述作者的情况后,鲁迅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金瓶梅》的文本上。鲁迅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国小说发展流程中给《金瓶梅》以合理的定位。鲁迅在确定《金瓶梅》的类别归属时,他有整体的观念,他将《金瓶梅》定位为“人情小说”一类,他还对《金瓶梅》、《红楼梦》等人情小说做了更为细致的统系划分。

鲁迅在“人情小说”这一构架下,进一步确认了《金瓶梅》与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多层次的关联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的流程中,指明了《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内在一致性,高扬了《金瓶梅》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清楚地厘定“人情小说”这一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特定的类型模式。

论文标题：《聊斋志异》研究三百年——以方法论的线索与转向为中心

作者：王昕

《聊斋志异》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一流名著的阵营。名著的研究历来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主体、推动中国小说学科发展的前沿。总体上，这些小说名著的研究可分三个时期：明清两代以评点为主的研究时期；近现代在小说学建立的框架内研究的时期；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多样化研究阶段。

《聊斋志异》研究史的发端是清代的序跋与评点。序跋、评点都是以介绍、推扬小说为目的，而它们在批评方法和立场上又开启了后来的鉴赏式批评。

在现代研究者的文章中，很少能够读到与作者的心怀、意味互相映发的机趣文字。而浸淫在同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清代评点家倒是能够领味其中意趣，文本内外构成有意味的对话。

古代小说学是相对稳定而保守的研究领域，可以预期的发展方向不是某种系统性的变化，而是方法与重心的重新组合与逐渐转向。新的研究模式应以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为主，选择、综合各种理论与方法，以避免理论操作文本的粗率。

文化研究可以在志怪小说的文本研究之外，引入民族志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如果能够进入到蒲松龄所在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群体文化中，就更能了解蒲松龄大量撰写“花妖狐魅”式志怪，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有其独特的意义与动机。（1）蒲松龄所处的乡间社会，是他笔下的花妖狐魅滋生与传播的沃土。（2）志怪语异是古代悠久而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通过勾勒300年间批评方法论的演进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聊斋志异》的十几代研究者大致沿着一条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路径探索前行。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在以下两点上最为突出：批评者根据他所处时代较狭隘的意识形态来寻找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并以之判定其价值；用鉴赏和赞誉代替理性的分析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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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内容皆为节选，推荐准备复试的同学务必掌握这些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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