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散文的兴起是与士阶层的崛起连在一起的。春秋以前，士在当时的社会等级中处于贵族的最下层，他们一般直接依附于某一卿大夫，作其邑宰或家臣，而在政治上没有独立地位，不得直接参与国事。他们虽在贵族学校受过简单教育，但学习内容由国家规定，只是从属于他们担任的具体职事，因而不具备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独立地进行文化创造的能力。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加剧，王官之学散在民间，统治者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了，新兴的士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个阶层处在社会的上下交汇处，他们的来源和成分非常复杂，有没落的贵族，也有出自闾巷的庶民。其经济地位不尽一致，但都摆脱了宗法关系的束缚，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当时各国当权者竞相养士的局面下，士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服务对象，在社会自由流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才智，其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士的主体相当于后世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文化，独立地进行精神生产，其中一部分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不同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

在诸子百家出现的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现实使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为争取士的支持，寻找安邦强国的理论借鉴，一些统治者以优厚的待遇招揽游士，鼓励不同学派自由讲学议论。这种局面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诸子散文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

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由战国前期的语录体，逐步演进为完整严谨的单篇论文，由集体的记录发展为个人的独立创作，其体式和写作手法日趋丰富与完善。战国中期的《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而战国后期的《荀子》和《韩非子》则在体式和技巧方面达到高度成熟。

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向人们提出了各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春秋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提高了人们的思辨能力，同时也极大地动摇了商周时期的天命神权观念，人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诸子散文热切地关注现实生活，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这些作品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哲学、伦理、艺术、教育、逻辑、军事乃至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包，但其理论热点则是现实的社会与人生。作者或提出各种救世方案，设计不同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或具体探讨实现这些理想的途径、措施、主客观条件，以及人应当如何在现实中安身立命。墨家提倡尊天敬鬼，无非是用来影响现实，其核心思想仍在于救世；庄子弘扬微妙难识的“道”，其旨归在于追求人生自由；人们经常谈论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实质则是通过人的主观修养，极大地扩充其人格力量，最终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总之，人们都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人在作者的理性思考中始终占据中心位置。这就为诸子散文注入了充实而深刻的现实内容。

诸子散文鲜明地体现了士的独立人格。在百家争鸣中，人们打破了对统治者和传统观念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无所顾忌地发表见解。在作者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禁区，没有不可触及的权威，人们为建立和宣扬自己的学说展开了恢宏大胆的议论。诸子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深广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精辟的见解、犀利的议论在作品中层出不穷。作为实践的主体，士按照个人的意愿选择了不同的理想、主张和人生道路，各以自己的理想方式去生活，一些杰出人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不息。在权势面前，他们保持了高度的人格尊严，以道义和才智去藐视王公贵族。诸子散文向人们展示了这些风姿各异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精神和人格力量。作者在写作时不受束缚，他们的个性鲜明地体现在作品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风格，“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着古代散文的巨大进步。

诸子散文虽属学术著作，但却避免了抽象枯燥的说教，大都富于形象性与抒情性。作者无论是讲学论道，还是与人论争，都力求浅显生动，往往从具体的生活现实出发，取譬设喻，寓道理于形象之中。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这一特点在诸子散文中尤为突出。到了战国中期，比喻发展为寓言，《孟子》、《庄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都有不少生动的寓言，《庄子》的寓言尤为精彩，达到了艺术性与哲理性的高度统一。诸子散文把古代的寓言创作提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作者在文中不唯论理，而且言志与抒情。他们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去评说是非，表达对生活的认识。作者的喜怒哀乐时时跳荡在字里行间。表现在形式上，则是大量运用语气词、感叹句，造成铿锵悦耳的节奏。诸子散文寓理于形、情理兼备，极大地增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这是造成其文学性的重要原因。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接受前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现实主义；接受后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子、韩非及战国其他法家的议论文发展而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魏晋以后，老庄之学大盛于世，对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倡玄风。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为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为“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苏轼《文说》），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跃在现代语言之中。

总之，先秦诸子散文以议论说理为主，在思想内涵、文章体例、创作风格、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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