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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贵“真”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由此提出了“童心说”，把“童心”提到了创作之首的位置。那么何谓“童心”呢？私以为（“笔者以为”就可以了），童心即一个人最本真，（、）最纯粹，（、）不掺杂物的心，以此心作文，便要将最真挚的情感融于文中，或言真事，或写真情，或借幻事传真情……总而言之，“童心”离不开真情实感的抒发（“童心”是可以离开真情实感的抒发的。“童心”就是绝假纯真之心，它可发可不发。我想你这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真情实感的抒发离不开“童心”）。故而李贽又言：“苟童心常存……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再次把“童心”创作提到了新的高度。认为常存童心的不论何人，都可即事名篇，而不应以时势的先后（“时势的先后”是指？）来论文学的好坏。

李贽的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作家的情感力量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我强烈认同把“童心”提到创作之首的位置，且在当时浮躁文风（当时的文风不“浮躁”，只是陈陈相因、满纸性理道德）的体制（文风也不是一种“体制”，只是一种风气）下，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进步意义。

文学贵乎“真情”。这并非李贽首创，早在上千年前，还未有人系统阐述这一观点时，人们就已经从写景抒情这一方面来对文学进行创作（进行文学创作）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虽是叙事诗，但其最深处的创作动机却是“有感而发”，作品中描写的都是最真实的民间景象。描述了“十五从军征”的艰苦，赞叹罗敷的美丽高洁，对“山无棱，天地合“式爱情的歌颂……其自然感情尽露于诗中，因而，汉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基于此（用了这三个字之后，后一句话就有歧义了。好像陆机和钟嵘的观点都是在《古诗十九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认为，诗须有“滋味”，其味便在于情（“滋味”说指的是一种审美感染力，只不过是追溯这种感染力的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才是“真情”所以这句话表述方面可以更严谨一些）。汤显祖在《牡丹亭在》中提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都肯定了“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些朝代一些诗人把“情”抛弃掉了。南朝梁代，萧纲提出了“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从而开创了齐梁绮靡的宫体诗风。与前代相比，宫体诗创作上对音律、对偶、炼字造句等技巧上的探索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攀钩落绮帐，插泪举琵琶。”但其空有技巧，而无真情，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在我们评价宫体诗，一般不提它“败”的地方，它实质上也并没有“败”的地方）。在其不久前的建安时代，文人贵乎气质，重乎情感。“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同是写物，格局（这个词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鸡汤文中最喜欢用的假大空的典型词语之一，但并不适合用在严谨严肃的评论写作答题中）不同，呈现的精神面貌亦不尽相同，孰高孰低，一目了然。可见，真实情感的抒发也可以体现在景物人事上，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作家的心中之气。因为不论写什么，最终呈现出来的均是一个人的精神风貌（作家的“精神面貌”跟他的“气”，还有“童心”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里用“精神面貌”是一种无效论证。比如朱熹等道学家的文章“精神面貌”很积极、很向上、很有奉献精神，不能说它精神面貌不好）。正如有人看《金瓶梅》而产生悲悯之心，而有人却窥其淫意，心向往之。（宫体诗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在创作动机方面，也确实是抱着对宫廷女性的审美态度的，从这点来说，这个过程不能不说是体现了自我真实的情感，即“童心”。）

文学贵“真”，并不等于扯着嗓子大喊欲望，不饰丑态。中国文学崇尚以“温柔敦厚”为美。《诗经》的开篇之首《关雎》，男子求爱而不得时，也只是“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但历代文人从未觉得此篇失文学之“真”。何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求真，但不能无所限制（传统的儒家文论传统包括“中和观”，正是“童心”说力图矫正的内容。换言之，“温柔敦厚”正在“童心”说的反面，你第一段既然肯定了童心说，这里怎么又专门说了它的反面？）。韩愈之文，求真之余还专注于求险，求怪（尚怪奇、重主观的是韩愈的诗，不是他的文），而白居易以俗语入诗、作文，仍不伤其真美。殊知（“殊知”是什么意思？），真在心中求，而非险中。古人多主张文学复古，究其深源，皆是不满今人之作，陈子昂有言：“建安风骨，而晋宋莫传。”其主张风骨气质，复古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许多古人一味追求前人，贬斥今人，这种创作态度是不可取的，须知，古人也有“违心”之作（文学史上的复古，效仿的不是前代的文人，而是这些文人的创作技巧。所以后面举的潘岳和元稹的例子，不是很恰当）。潘才似江，却有“望尘而拜”之典故，可知其人不似其文，其文也未必表其心；元稹曾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悼念妻子，但很快便又续弦（续弦跟他悼念亡妻并不冲突。不能因为道德评判而抹杀他的情感事实）。故李贽言：“大贤胜任之道皆古今至之，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朝代的更迭并不完全影响作家的创作，其内在的真情风骨才是决定力量。谢灵运曾断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谢灵运这句话的适用范围是当代，而非整个历史时期，所以后面的论证是没有道理的）但在唐代却出现了天才诗人李白，后人因其浪漫豪壮的情感以“诗仙”加誉。其才比于曹子建，有过之而无不及。抒情之言可为至文，而不应以时代来局限作家，杜甫“清词丽句比为邻”，正是此理。

将“童心”融于创作中的观点，古已有之。观其中国文学史（我想你要表达的意思是“纵观中国文学史”），脍炙人口的名作无一不出于“真情”。虽然也有作家在创作时抛弃了“情”，但就文学审美来看，作品的情感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文学贵“真”，主要锤炼的仍是作家的格局与心性（跟“心性”搭配的词是“培养”，不是“锤炼”），由此创作出来的好的作品，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李贽“童心”说强调的是要有天下之至文，先有童心。言外之意，他就是在探索“至文”出现的方法，就是一种“求”，并非强调“可遇不可求”）。

总评：这篇文章总体来看还欠一些打磨，所以我给你改得比较细致，从逻辑性到知识点到话语的准确性。文章首先要有一个总的观点，要明白这个观点的来龙去脉，它的应用范围、全部意义的内涵和外延。绝对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就是多注意话语的准确性，不能出现主谓不搭的情况。如果总分为100分，我倾向于给74分。请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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