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陕西大旱，关中地区死了很多人，有个叫梁三的穷人，他老婆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靠打长工挣钱过日子。有一天，渭北高原来了一群饥民，梁三就从难民里领回了一个叫王氏的寡妇和她四岁的儿子宝娃，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宝娃也改名叫粱生宝。梁三租了地主的田地，拼命干活，可是十年过去了，他家业没创出来，腰也累弯了，还得了气喘病，再也不能去终南山做工了。他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

粱生宝长大后，他也想创业，但是干了一年，交完租子后剩下的钱不多，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日子过得很艰难。没多久，粱生宝就被拉去当兵，梁三只好卖掉家里的牛，把生宝赎出来，让他躲进终南山，当了个“地下农民”。他们就再也没提创业的事情。

1949年解放后，粱生宝加入了共产党，还当上了民兵队长。第二年土改，粱三一家分到了十来亩土地和一些农具。梁三看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激动得在地上痛哭，他多么希望能有自己的土地啊!他觉得腰挺直了，他要重新创业，盖新房，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但是粱生宝对发家致富不感兴趣，他只想着互助组的工作，梁三对这个很伤心。有一天，生宝不在家，梁三和王氏大吵一架，正当他们吵得正厉害的时候，外面传来阵阵鞭炮声，那是郭世富在庆祝新瓦房上梁，办宴席。

新房上粱吸引了很多人，有的在看热闹，有的在帮忙，梁三也带着羡慕的眼神来到房场旁。他想起郭家三兄弟原来也和他一样穷，现在却富了，他心里很不好受。郭世富是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之一，他今天是要大显身手，展示他的富有。富农姚士杰也是三大能人之一，他嘲笑看热闹的人，好像在说：“你们羡慕吗？看看就好！共产党让你们翻身，你们能盖得起新房吗？”另一个能人是村代表主任，土改时的老党员郭振山，他和姚士杰解放前就是一对争斗不休的人，现在他们却笑呵呵地坐在一起。

1953年的春荒季节来了，为了帮助穷人，政府号召“活跃借贷”，有粮食的人可以把粮食借给没有粮食的人。但是姚士杰、郭世富不仅不响应号召，还串通一气，把粮食偷运到黄堡镇上放高利贷。穷人高增福向郭振山反映了这件事，但郭振山并不阻止。

郭振山，一个党员，也是村里的代表主任，但是他只想着发家致富，是个以革命为借口的私欲者，巧舌如簧，会编故事。他一开始想买地，但是觉得不妥，就找私商韩万祥合作，一起开了个砖瓦窑。他因此受到了党内的批评，但是他一点也不反省，还以为是梁生宝在跟他搞鬼。乡支书卢明昌曾经耐心地帮助他，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硬是要走自己的发家致富的路，搞自己的“小五年计划”。

为了度过春荒，夺取丰收，梁生宝冒雨去了百里之外的郭县，买了一批新稻种，这个稻种可以一年种两次，被称为“百日黄”。他带的干粮很少，省吃俭用，舍不得住旅店，就在车站的票房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又冒雨把稻种扛回了蛤蟆滩。稻种买回来之后，梁生宝先把稻种分给组员，自己只剩下一点。梁三老汉很生气，说：“人家当党员能赚大钱，你当党员只能吃亏！”

那些贫困的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活跃借贷”，但是现在“活跃借贷”成了泡影，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梁生宝的互助组上。梁生宝和高增福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进山割竹子，然后用竹子做扫帚，这样可以增加生产基金，帮助他们度过春荒。庄稼汉们都觉得有希望了，纷纷同意进山割竹子度春荒。

姚士杰看到那些困难户闹饥荒，心里很高兴。他家的母马要生小马，女人要生孩子，这都是添人添财的事，他心里美滋滋的。以前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二流子白占魁，土改的时候曾经狠狠地斗过姚士杰，但是现在他却低声下气地向姚士杰借粮，高增福的哥哥高增荣也来找姚士杰借粮，这让姚士杰心里得意极了。为了收买人心，姚士杰悄悄地借粮给高增荣等困难户，还和郭世富串通好了，一心想把高增福的互助组搞垮，把梁生宝的互助组也解散了。

郭振山为了和梁生宝竞争，也组织了几个富裕户成立了一个互助组。为了让别人看起来他是个好领导，他决定自己的互助组带一个困难户，于是他劝邻居徐改霞和她的寡母加入他的互助组。

徐改霞是下堡村的美女，很多小伙子都追她，但是她都拒绝了。她私下里喜欢梁生宝。但是梁生宝一心扑在事业上，很少关心自己的婚事。郭振山极力劝说徐改霞进城去当工人，她很犹豫，想去西安当工人，但是又舍不得梁生宝。当徐改霞鼓起勇气向梁生宝征求意见时，没想到梁生宝说：“好啊！去工厂上班吧！”自尊心很强的徐改霞，心里很不舒服，最后还是去城里当了工人。

梁生宝在去山上割竹之前，去过区委王书记家，还遇到了县委杨副书记。他们热情地鼓励生宝，让生宝更明白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生宝的互助组与供销社签了合同，预支了250块钱先发给组员，以此回击姚士杰等人对“活跃借贷”的抵制。等一切准备好后，生宝带领组员向秦岭深处的苦菜滩进军。他们安营扎寨，克服了很多困难，开始了割竹工作。

生宝他们进山后，姚士杰在村里变得更活跃了。他打着帮生娃的老婆找月工的幌子，把生宝的组员王栓栓的老婆素芳请到了他家四合院帮忙。素芳到姚家不久，一天下午在磨房磨面的时候被人面兽心的“堂姑父”姚士杰强暴了。姚士杰还煽动郭世富去郭县买“百日黄”，并说要和梁生宝一样平等卖给所有的庄稼汉，以此挑战梁生宝互助组。由于姚士杰、郭世富等人的挑拨和破坏，高增福的互助组散了，梁生宝的互助组也分成了两半，原来的八户人家只剩下三户。姚士杰心里乐开了花，郭振山则在一旁看笑话。

县里派来了农业技术员韩培生，帮助生宝的互助组推广新式秧田，培育“扁蒲秧”。欢喜因为学习新技术没进山割竹，他勇敢地回击了郭世富对互助组的嘲笑，还说服了组里的富裕户梁大。但梁大老汉还是坚持退出了生宝的互助组，然后贫农王二直杠听说儿子栓栓在山里摔伤了也坚决退组，还嚷着要和富农姚士杰一起种地。

进山割竹的人回来了。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筹集了一大笔生产资金，让那些困难户顺利度过了春荒。但是，由于组员的思想动摇，加上有人退组，生宝面临了新的挑战。在关键时刻，高增福毅然决定加入了生宝的互助组。兵痞白占魁也申请加入了生宝的互助组，但遭到组员的反对。生宝觉得互助组有责任帮助像白占魁这样的人在劳动中改邪归正，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让白占魁入了组。

1953年，梁生宝的互助组种的水稻成功了，每亩产量几乎是单个家庭产量的两倍。那些曾经每年都要借钱度日的穷人，现在已经能够向国家出售余粮一万二千斤，在下堡乡成为第一个完成国家统购统销任务的单位。梁生宝被派到县里学习，回来后，他带头成立了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梁生宝担任主任，高增福担任副主任，冯有万担任第一生产队长。面对互助组的丰收，曾经得意洋洋的富裕中农郭世富现在却灰心丧气，就像土改时一样，再次犯了吃不下饭的毛病。姚士杰在卖余粮的过程中企图瞒产和顽抗，最终被群众批评，那股嚣张的气焰也消失了许多。郭振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整顿了自己的互助组，并与梁生宝较量。那些退出梁生宝互助组的家庭又都想再次加入。

梁三老汉终于穿上了他一直渴望的新棉袄去赶集，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老汉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宝娃子！你真是个有心人！做得好！……爹帮你看家、打扫院子、喂猪。”这位忠厚的农民终于明白了，他的父亲和他两辈子的创业历史是一部劳苦、饥饿和耻辱的历史！梁生宝所做的才是真正的创业史。

第二部

1954年的蛤蟆滩形势严峻，郭振山和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人家组成了互助组，村里只剩下以郭世富为首的三户单干户了。虽然郭世富有些慌张，但他还没有决定要走哪条路，他还想再看看。

有一天，梁生宝去乡政府参加支部大会，社里的高增福和冯有万被批准入党了，这让他很高兴。但是郭振山说了一些恶意的话，让梁生宝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梁生宝知道他必须要以团结为重，于是决定要把郭振山争取过来。

梁生宝的婚姻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人介绍，竹园村的青年团员刘淑良多次来村里和梁生宝见面，但因为梁生宝工作太忙，一直没能见到她。刘淑良知道梁生宝所做的事业，所以她决定耐心等待梁生宝。

郭振山表面上同意区委对蛤蟆滩的安排，但实际上却指使一些人去区里请愿，申请另外办社。乡支书卢明昌对郭振山的行为非常生气，他亲自去找郭振山，但郭振山否认了自己指使他人请愿的事。郭振山能言善辩的工作风格，让卢明昌为梁生宝的灯塔社感到担心。

春节快到了，灯塔社的牲口还没有合槽。有人说梁生宝的建社工作落后了，灯塔社要下马，由郭振山担任领导更合适……听到这些言论，曾经主张建立灯塔社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决定亲自去蛤蟆滩了解情况。

那时候梁生宝正在忙着给牲口合槽，大家决定第二天把所有的牲口合到一起。那天早上，杨国华冒着雪来到了梁三老汉的草棚院子里，跟他坐下来聊了聊，消除了他对牲口合槽的顾虑。

村里的铜铃响了，合槽的时间终于到了。大家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牲口牵了出来，喜气洋洋地送到社里新建的饲养室里。蛤蟆滩顿时热闹起来。

杨书记在灯塔社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实践证明，梁生宝的工作做得很好。离开蛤蟆滩前，杨书记召集了县委工作组开会，指出有些同志偏听偏信，只看重郭振山而不相信梁生宝，这是因为不尊重地方党组织的结果。被批评的同志都很服气。工作组有人指出梁生宝包庇兵痞白占魁，这让杨国华有点吃惊。但梁生宝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蝎子的尾巴虽然有毒，但也不是很多！只要自己不和白占魁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管理委员会来，那么再过20年，白占魁还是个普通社员。杨国华听了这些，目瞪口呆，他想起毛泽东曾说过的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原文节选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玻璃车窗看去，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和松坡，渭河上游平原上的竹林、村庄和市镇，都笼罩在茫茫的春雨中了。

从潼关到宝鸡的列车到达郭县站的时候，天色暗下来了。在两分钟之内，列车把一些旅客抛在淋着雨的小站上，就毫不迟疑地顶着雨向西冲去。

这时候，车站旁边小街上的店铺已经点起灯火，挂在门口的马灯照着泥泞的路面。小街南头，渭河春汛涨水的波涛声高起来了。在春讯期间，郭县北关的滑河渡口停止了晚班火车到站后的一次摆渡，这班车下来的旅客要过谓河的，就不得不在车站旅馆住宿。招待客人的旅馆服务员介绍了这个情况，几乎全部旅客都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小街上霎时间沉寂起来。只有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挟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这个人就是梁生宝，从渭河下游坐了几百里火车来到这里的。

他为什么不进旅馆去呢？难道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吗？

这个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连两角钱也舍不得花。他从汤河上的家乡起身的时候，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他想：走到哪里黑了，什么地方不能随便滚一夜呢？没想到天时地势竟把他搁在这个车站上了。他站在破席棚底下，并不怎么着急地思量着：到哪里过一夜呢？

他站在这异乡的街上，他的心却回到家乡去了。那里的贫农要筹集几个钱，多么难啊！人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使。他起身的时候，收集稻种钱可实在不容易。别的互助组有几户，一再表示要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是他这当组长的垫借的。要是他不垫，就不能实现全组换稻种的计划。

现在离家几百里的梁生宝，心里明白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要出运费和自己来回的车费，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有一种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子，夏天割倒麦子赶得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他们互助组已经决定，今年秋后不种青稞，种麦子。

本互助组的任老四曾经感激地对他说：“生宝！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可就把俺一亩地变成二亩地啦！说句心里话，我和你四婶念你一辈子好。咋说呢？娃们有馍吃了嘛。”

区委书记也对他说过：“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区委书记说着的时候，眼睛恳切地盯住生宝。生宝明白，那是希望信赖的眼光。“不，哪怕就在房檐底下蹲一夜哩，也要节省下这两角钱！”生宝站在席棚底下对自己说。他嗅惯了汤河上烧稻草根的炊烟，很不习惯这里呛人的煤气味。拿定这个主意，心里一高兴，连煤气味也似乎不那么呛人了。

他童年时候讨过饭，少年时候在财东马房里睡过觉，青年时候又在秦岭荒山里混过日子，简直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叫做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也就是享乐。他忽然想起上火车的时候看见有人在票房的地上睡觉，他更高兴了——他这一夜要享福了，不用在房檐底下蹲了。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挟着被窝卷儿，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儿，取下棉袄口袋上的别针，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一层写过字的纸，才取出那些七八凑地凑起来的人民币来。拿出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他时刻提醒自己，出了门要稳当，不要慌张，免得出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影响党的威信哩。

生宝踏着土街上的泥泞，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一九五三年间，渭河平原的陇海沿线，小站还没有电灯。夜间火车一过，车站就和旁的地方一样，沉没在黑暗中了。生宝划着一根火柴，看了看票房的情况。他划第二根火柴，选定睡觉的地方。划第三根火柴，才把麻袋在砖墁地上铺开来。

他头枕着磅秤的底盘，和衣睡下，底盘上垫着麻袋和他的包头巾。他掏出他那杆一巴掌长的旱烟袋，点着一锅旱烟，香喷喷地吸着，独自笑眯眯地说：“这好地方嘛，又清静，又宽敞。”

他想：在这里甜美地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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