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评论写作精讲第二期,我们的精讲系列首先是评论写作课的预热文章,虽然是公开且免费的,但只要看过就知道干货满满,而且尽量保证可读性,既与我们的课程体系形成互补,又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板块。新批评相对旧批评很新,是因为它不再强调作者、历史等外在的事物,而关注于文本本身,但是这种新也仅限于很有限的时段。谁也不曾想到,后来一个叫德里达的思想家异军突起,岂止新批评,几乎所有过去的批评因为他的出现都受到威胁。
德里达的影响力从法国迅速扩散到英美,遭到了一众学者的群起而攻之,并引发著名的剑桥事件:当剑桥要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时,史密斯、奎因等著名学者联名反对,最后以336 票赞成、204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个事件虽然以德里达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揭示了德里达的思想是何等的尖锐,以至于许多学者把他看作思想上的瘟疫,同时也有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将德里达的文艺理论发扬光大,这导致了德里达的思想既流行又边缘,既令人费解,又有无限的魅力。
▍01.解构批评与新批评

解构批评和其他的批评非常不同,德里达说:“解构不是批评活动,批评是它的对象。”换句话说,解构批评和新批评的差别在于,新批评直接面向文本,而解构主义后撤一步,不仅批评文本,还有对批评文本行为本身进行批评。事实上,解构主义不仅可以视为结构主义的“逆子”,同样也可以视作新批评的“逆子”。如我们上一讲提到的布鲁克斯,他预设了作品是一个和谐的有机统一体,就像一株花木和相互联系的花朵,花朵间好像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这些差异只是让彼此更加相映成趣。新批评的方法是细致的阅读,会关注文本中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这些细节能让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更加深刻动人。解构批评对文本和细读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一“过”就构成了对新批评理念的直接颠覆。德曼说,要“更细致地阅读细读”。这意味着,新批评的细读还不够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预设了文本是一个统一体,所有矛盾都可以被一个无所不包的自然综合,布鲁克斯的悖论还不够悖论,其内在依然有一种更深层的理性精神支配着一切,甚至布鲁克斯本人都未必意识到。就像黑格尔所看到的,人类历史中令人血脉贲张的激情,其实只是理性的狡计。但解构批评彻底否认一种稳定统一性的可能,它让布鲁克斯的花瓣四散开去。德曼大胆地说:“阅读即误读。”这句话并非意味着阅读不可能,而是你要在一个文本中解读出确定一致的意义在根本上不可能,这不是读者的阅读能力问题,也不是作者表意不清,而是语言的问题,语言本质上就是多义性,而且这种多义性还会不断地变化、播撒,换言之,你不可能抓住一个永远在运动和分裂的东西。这种思想要怎么理解呢?试想你是一个外星人,你对地球的知识充满好奇,首先想了解的就是地球的文字。这时候没耐心的地球直接丢给你一本词典让你自己去学,于是你打开词典后看看红是什么意思,上面写到,“像鲜血的颜色”,可什么是鲜血?什么又是颜色呢?你接着翻开,上面写道“视觉对物体的一种感觉”,这时候你更迷糊了,你现在还得学习“视觉”、“物体”、“感觉”(甚至你不知道它们的语法关系连你要学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直翻下去,你会发现词典中的文字只是不断循环,不断用其他的词语解释这个词语,最后解释者也成了被解释者。如果你能理解外星人这时候的感觉,你就在根本上理解了语言内在的漂浮性,你可能会说第一步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血指给他看,他不就知道了什么是红色吗?但你要知道“指”这个动作也是一种符号(广义的语言),他怎么知道他在看这个字典的时候你指向血意味着二者具有同一性而不是刚好相反呢?人究竟是如何理解语言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对任何单一语言的理解,都会涉及到其他语言的理解,而且所有的词都是多义的,会引向其他无穷的语言,词典中多列的红色的释义可能只有5-10个,但是不同文化、文本,不同语境中红可以延伸出无数种意思,而作为读者的你本身就可能给一个词语赋予新语境,你刚刚经历的或者道听途说的信息也可能给词语赋予新语境,甚至你刹那的心情变化都会给词语赋予新语境,那么这个词的意义就一定是游动变化,没有终止。所以,德里达使用了延异(differance)去解释这个道理,延是在时间上的延迟,异是空间上的不同,而它改写自差异(difference),但是将其中的e改成了a,这意味着差异的差异,差异自身的重复意味着它不可能被任何同一给束缚。此外,a的大写A酷似金字塔的外形,金字塔是陵墓,是死亡的象征。不如说,延异代表着词语意义腐烂溃散的一面。因为有延异,所以确定的意义总是延迟,词与词之间看似可以互相解释,却又总是不同,词语的生命有如哈姆雷特的戏剧,永远盘旋于一种不安的运动中。对于解构的目的,德曼说的很清楚:“在所谓一元性状的总体中揭示潜在的组合和分裂。”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解读文本方式就是找到文本的一个中心思想,这是解构主义者喜闻乐见的,但他们之所以喜闻乐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要去拆解的。那些剑桥事件的反对者正是因此对德里达恨之入骨,就好像解构主义只是一群野蛮的破坏者,但如果我们回到德里达的精神导师海德格尔就知道全然不是如此。海德格尔认为,解构是破坏并释放那些被遮蔽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说,被誉为经典的布鲁克斯悖论已经隐藏了这个维度,只是它破坏的还不够彻底,其中还有诸多其他的可能性被隐藏其中,而且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海德格尔也太过保守(以后有机会可以接着聊)。
解构主义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挑选几个比较重要好学的说。事实上过去我接触的不少同学都尝试过解构批评的方法,但很多都只是在套用德里达等人的概念,最后写出的文章就内在精神来说跟解构主义关系不大,甚至可能把解构主义当成一种新的中心,也就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所以我讲解构主义也不特意强调它的术语,而是强调它的方法,理解了这些方法要不要用解构主义的术语反而没那么重要,因为术语也是根据方法的精神衍生出来的:
第一是颠覆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二项对立法是结构主义提出的方法,事实上也是我们语言和思想的常见结构,生活中我们会说一些凡事都非黑即白的人是二极管,但二极管的逻辑确实遍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男/女、正/邪、贫/富、雅/俗……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体不会成为二极管,却未必能摆脱二元结构,甚至反而会被二元结构束缚得更深,比如一个绅士就应该有精致的品味,一个高知女性就应该有优雅的谈吐。
解构批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先找出作品中的二元对立,然后进行颠覆。有的作者自己就是解构大师,比如鲁迅的《药》,药是革命者的人血馒头,这人血馒头蕴藏了华老栓对孩子的爱,但药最终没有救下任何人,这既解构了传统蒙昧的父爱,又解构了启蒙者悍不畏死的精神,爱与牺牲在一般语境中都可以作为正面事物看待,或者也可以把蒙昧和启蒙对立的二元,但二者都被解构了。鲁迅的解构艺术是对当前一切价值的重估,包括当时代表着进步的启蒙,这让他能更进一步地考虑现实的复杂性。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分析作者自己是怎么解构价值,作者本人也可以是解构对象,或者我们习以为常的主题和寓意,那些经典的论断,实际上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解读。比如很多童话故事的黑童话解读就是如此,丑小鸭之所以能成为白天鹅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白天鹅,灰姑娘看上去获得了幸福生活实际上是从一种依附(继母)走向了另一种依附(王子),解构的立场会动摇作品通常解读预设的二元论观念,然后发现这二者间本质上是彼此依存的。更有甚者,他们用作者反对作者,比如德里达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用柏拉图反对柏拉图、康德反对康德、卢梭反对卢梭。具体操作方式就是通过寻找一些作品中被忽略的细节,这种细节被忽略的原因和新批评不同,不是因为太细太小,而是不能被纳入一种统一性解释而被忽略的细节,就会成为解构的武器。比如希利斯·米勒在解读雪莱《生命的凯旋》中就展示了他出色的解构技巧,这是雪莱的诗:
我们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我们的脉搏将同步起伏,
双唇将以有别于语言的雄辩,
而沸腾在我们深层存在的井孔,
我们最深邃的生命的源泉,
宛如旭日照耀下的山洪,
将会融合成纯金般的一片激情,
我们将化为一体,将会变成
两个躯体中的一个灵魂啊!何以两人?
一对孪生的心房只有一种激情,成长
再成长,酷似两颗喷焰的流星,
充盈着激情的两个形体终于合一,
接触,交融,改模变样;
永远燃烧,又永远熄不灭,毁不掉;
我们彼此从对方找到事物,
像无比纯净轻盈的火焰,光辉的生命……
非常明显,这诗中写到了相爱的人融合为一的经验,就像神话中那两个半圆终于谋面,合为一体。但米勒指出,诗人越是说恋人要融合为一体,他就越会把他们一分为二,他必须再三确认他们是分离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话语越强调什么,就说明其中越匮乏什么,话语的本质就是在言说匮乏。雪莱反复地说“化为一体”“何以两人”,却也一再地说“一对孪生的心房”“两颗喷焰的流星”,他要言说同一就要制造分裂,同一寄生在分裂之上。雪莱所说的同一始终是神话,而现实则是夸父追日般无尽的长跑。因此,与其说雪莱写的是找到完美恋人的幸福圆满,不如说写的是爱之哀婉,列维纳斯指出,爱之哀婉在于不可超越的二元性,爱的神秘就在于无限接近却永不同一的间距。我们在此解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但这不是表层意思之下的所谓的深层意思,这些意思就在表面,只是被某种单一的解读给遮蔽而成为潜在。
解构批评的活动是在同语言游戏,其中并没有一个目的,不如说反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后期的巴特会提倡阅读的享乐,这种享乐不同于在阅读中找到一种当下世界相似性的喜悦,而是带有一种僭越和颠覆的愉悦,他进入语言的缝隙、空白、沉默中,他发现意义是为了颠覆意义,他寻找界限是为了跨越界限。很多人会批评解构主义者只是一群热衷于语言游戏的人,晚年的海德格尔也同样遭此批评,似乎是他带给德里达等人不好的遗产,许多解构主义者会有种玩世不恭的气质,德里达、巴特确实在外表上就给人一种又酷又潮的印象。不过,语言游戏从来都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快乐本身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上一讲已经提到,社会观念的根扎在语言上,同样的,社会权力关系也遍布在语言关系里。德里达反对语音中心、逻各斯中心同样是对中心化的专制对抗,这是民主社会中更为隐蔽的专制,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说话没有逻辑不守语法是思维混乱,欠缺教育,虽然我在根本上不反对逻辑和语法,甚至我认为逻辑和语法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天然地笃定它们无可争议的正当性,那么就会进入一种不可察觉的危险。你要小心这样的逻辑和语法是以何者为准,其中已经渗透着哪些权力。比如在欧美国家,一个白人生下来就比黑人更容易学好逻辑和语法,他们往往“更讲道理”,“更正确”。同样,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天然就更加“理性”,因为这里的“理性”要么就是男人定义的,要么就是为男人而定义的。这在国家对比之间更加明显,我们经常会听一个说法叫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国没有哲学,这种观点可以在学术上进行讨论(比如逻辑和哲学的定义),可一旦融入了价值上的高下判断(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就完全不认为没有哲学是件坏事,甚至可能是优势),就不得不考虑这背后的话语权力的作用,以及说这种话的人到底是何居心。孙周兴指出,尼采的思想方法是不断地颠倒。这位解构主义的伟大先驱所做的也是德里达他们所做的,但是他们颠倒的目的不是让本来的弱势方占据强势地位,就像让起义的奴隶再当国王,而是松动这种二元关系,让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并存,让少数者、弱势者、被压抑的他者浮出水面。因此,解构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等思潮,他们在语言的世界工作,却始终作用于现实。今天,解构批评已经算不上什么离经叛道的批评流派,反倒越来越成为一种“经典”批评,这又是一种权力和话语微妙变化。在国内,研究解构主义的学者也有相当规模,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陈晓明就是研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不用担心自己写这种评论也遭遇德里达的“剑桥事件”,不过这种评论毕竟带有很强的颠覆性,所以在提出这类观点的时候你要在文本中找到充分的证据才行,就像德曼所做的,他们的细读甚至比新批评更细,他们用更彻底更细腻的目光,颠覆任何观念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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