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专题 — 第8天：陆游、《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论文标题：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作者：吕肖奂

陆游在后世的声名远远超过杨万里。这个对比无疑突出了陆游诗歌的长久魅力以及陆游的成就与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作家的生前身后名不同，是文学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这涉及诗歌接受学的问题。钱先生对诗人接受史更为关注，而对接受环境心理等问题显然没有过多的兴趣。

陆游没有创造出“陆放翁体”，主要是他对前人的继承大干他个人的创新，他的诗歌不像杨万里那样个性突出，因此他在南宋并非扭转诗歌“转变的枢纽”。从诗歌发展史上考察，他的贡献没有杨万里那样大，南宋中后期的诗歌，尤其是江湖诗派的诗歌，主要沿着杨万里开创的方向向通俗化、白话化发展。如果没有明清诗歌的再次雅化，诗歌的白话进程肯定会提早完成，杨万里的影响也肯定比陆游更大，但实际上传统诗歌的审美标准很难一时扭转，陆游的创新性虽不如杨万里，但他也不像杨万里那样远离甚至背离传统，因此陆游比杨万里更受传统、更受后人的接受，这是陆游在明清影响大于杨万里的重要原因。

钱先生指出陆游诗歌在题材、内容或主题上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 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 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陆游近万首诗歌，其题材不限于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题材在《剑南诗稿》中的确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爱国诗”远不如杜甫忠君爱国诗歌那样“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甚至不如他自己的文章那样“平实”。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里对此有更为详细精彩的补充说明：“放翁谈兵， 气粗言语大，偶一触绪取快，不失为豪情壮概。顾乃丁宁反复，看镜而频叹勋业，抚髀而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殆庶孙吴、等侪颇牧者，则似不仅‘作态’，抑 且‘作假，也。”补订中对其“危事而易言之”、“自负甚高，视事甚易”、“文士笔尖杀贼，书生纸上谈兵”更是列举集中大量诗句证实，且颇带讽刺意味。《谈艺录》对陆游爱国诗的缺点直言不讳，而他所总结的观点的确击中了陆游“爱国诗”的诗病。

钱先生有他自己一整套完整、明确而且高超的诗歌评价与审美标准，这个标准是当前许多不太熟悉与理解古代诗歌的诗评家以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最为缺乏的。因为有了这套标准，钱先生又通过深入“文心”，才能对古代诗人的风格、特色、成就、优点缺点、继承与创新、地位等等的界定和评说，不但言之有据，而且下语十分有分寸、精确恰当。

之所以称钱先生的研究是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就是因为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 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而排除与“作品”和“文学性”无关的因素。他的研究，与其他人从社会学、文献学、史学、文化学等等角度人手研究文学不同，与以文学作品去论证社会学、文献学、史学、文化学等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同，是真正的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

论文标题：王季思与20世纪戏曲研究——以《西厢记》研究为例

作者：朱伟明

20世纪是中国古典戏曲进入现代学术视野的世纪，也是戏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世纪。在20 世纪众多的戏曲研究者中，王季思(1906-1996)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位。在同辈学者中，王季思学术生涯最长，学术影响深远；他亲历了20世纪戏曲研究的发展与变化的完整过程，从学术理念到学术方法等多方面体现了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显著特征。

他曾将自己的《西厢记》研究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方言俗语的考证，用前人治经的方法来考证戏曲小说。……第二阶段，是对故事源流的探索，可以说是用前人治史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小说。……第三阶段，是对《西厢记》的思想艺术评价。

王季思对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贡献与深远影响，不仅集中体现在他对《西厢记》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他为20世纪戏曲研究学术力量的培养与整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上。如果将20世纪的戏曲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50年的话，那么，在前一个50年中，吴梅首先将戏曲引入了大学课堂；而在后一个50年中，王季思则在此基础上，在新中国的大学开辟了以古典戏曲研究为特色的学术空间，凝聚和培养了一批戏曲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论文标题：新起点，新期待：元好问研究展望

作者：胡传志

元好问研究的基础文献：《元好问全集》（增订本）之外，有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静《中州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加上孔凡礼《元好问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应该说元好问文献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同时，也必须承认，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文献资料还有比较大的发掘空间。

元好问传记已有多种，如朱东润生前未能定稿的《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尚君整理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郝树侯、杨国勇所撰《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明浩所撰《腹心欤/寇仇欤——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这些传记各有长短，我们期待能有学者撰写类似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的“元好问评传”。

元好问诗歌接受研究，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梳理，但还有一些文献没有进入研究视野，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元好问词研究、曲研究较为充分，还可以将遗山词在宋金元词史中加以探讨。

论文标题：胡适《三国演义》研究的贡献与偏颇

作者：汪大白

1922年胡适为小说出版写下《三国演义序》，比较完整地表达出他的基本观点。他这一篇序言、两封书信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关论述互为呼应、相得益彰，为《三国演义》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的《三国演义》研究主要着眼两大方面:其一是三国故事的演变，其二是《三国演义》的价值。

关于三国故事的流传，鲁迅自宋代话本论起。胡适则上溯至唐，补出段成式《酉阳杂俎》和李商隐《娇儿》诗证明“唐朝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至于金元杂剧所用三国故事，鲁迅仅举《隔江斗智》等五例，而且点到为止;胡适则尽列《录鬼薄》、《涵虚子》有关杂剧十九种，从中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并且指出:“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这就印证了他在《答钱玄同》中说过的话:“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

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来说，胡适所作的历史考证及其强调的结论有着重要的奠基性意义。首先，历来相传“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或“《三国演义》罗贯中著”，此类说法过分简单。胡适以其考证突破了这一传统说法，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出小说故事流传演变的真实状况。其次，中国古代小说存在两大类型，一类是演变而成，一类是创作结果。胡适的考证无疑引导人们深入理解演变一类小说的基本性质，加深对《三国演义》基本特征的认识。

在胡适的启发下，以“亦文亦史、非文非史”的形态特征把握《三国演义》，我们便有理由突破纯文学的观念，而以多维多向的视角看待这部名著:它是“无韵之离骚”、不朽的史诗，又是绝好的通俗历史教科书;它是传世的古代英雄谱与形象的人才学教程，又是优秀的军事教材与实用的智谋手册;它是为士写心的心灵历史，又是富有特色的史论与哲理著作……

胡适一方面指出《三国演义》数百年广为流传的事实，明确肯定其“趣味浓厚”、“魔力”无比，一方面又极力贬低小说的创作主体，彻底否定作品的文学价值，他的看法显然包含着严重的矛盾。言之无文，行之未远。

就《三国演义》研究而论，胡适的学术偏疏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偏重史料考证而疏略文学研究。第二，偏重思想意义而疏略审美功能。第三，偏重语言艺术而疏略其他因素。

论文标题：略论近代《水浒传》研究的过渡性特征

作者：许勇强

《水浒传》的研究历史非常久远。通常认为，明嘉靖时李开先的《一笑散》是现存有关《水讲传》研究最早的资料，它揭开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水浒传》研究史序幕。此后的《水浒传》研究史，学术界往往将其分为三个高峰期：以李贽、金圣叹等为代表的明清时期；“五四”后以鲁迅、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现代时期；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后《水浒传》研究的空前繁荣期。

总的来说，近代《水浒传》的研究继承了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对后代影响很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水浒传》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旧时代小说评点和文人笔记随意性、零散性的特征，理论性、系统性不强，所以在《水浒传》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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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内容皆为节选，推荐准备复试的同学务必掌握这些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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