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彼得堡社交界备受瞩目的美女。她与比自己大20岁的卡列宁结婚，卡列宁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然而，在安娜沉闷的家庭中，她倍受压抑，只有她的儿子谢辽沙能给她带来欢乐和慰藉。

有一天，在莫斯科火车站，安娜偶然遇到了“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渥伦斯基。渥伦斯基被安娜身上散发的生机勃勃的气息所吸引，他决定放下最近追求的吉提，将心思全都放在了安娜身上，而吉提则因此大病一场。

意识到与渥伦斯基之间悄然产生的微妙情感，安娜决定提前返回彼得堡，以避免与他再次相见。然而，命运却让他们同车而行，无法逃脱这个命中注定的交集。

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交界议论纷纷，安娜最终成为渥伦斯基的情人。卡列宁决定继续与安娜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断绝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情，他将这视为对安娜的惩罚。

安娜为渥伦斯基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在病床上哀求卡列宁的宽恕，并促使他与渥伦斯基握手言和。渥伦斯基深感自己的卑劣行径，同时也感到已经永远失去了安娜，他绝望地自杀身亡，打算了断自己的生命。

安娜虽然下定决心成为卡列宁的好妻子，但她却无法做到。内心的纷扰和对渥伦斯基的情感无法抹去，使她陷入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与此同时，渥伦斯基的自杀未能成功，他被派往塔什干公干。在临别之际，他与安娜再次相见，两人陷入难以割舍的情感。

吉提与列文最终结为夫妻，而列文则努力探索新的农业经营方法。他提出让地主和农民以相同的股东身份参与农业经营，但这个想法并未得到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幸福美满。他曾一度陷入苦恼之中，但最终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与目标。

安娜与渥伦斯基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后回到俄国，她无视卡列宁的拒绝，决定去探望自己的儿子谢辽沙。然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界，人们都对安娜敞开大门，只要她没有与丈夫离婚，没有与渥伦斯基正式结婚，她就无法获得社交界的认可与接待。

安娜再次向卡列宁提出离婚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她与渥伦斯基决定在乡村定居下来。安娜将渥伦斯基对她的爱情视作生活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是对他为她所做的牺牲的补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渥伦斯基既爱她，又对她试图用情网来束缚他的方式感到厌烦。他渐渐对这个关系感到厌倦，开始怀疑这个情网是否会妨碍他的自由。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逐渐走向破裂。

在一次激烈争吵后，渥伦斯基整整一天没有回家，晚上听说安娜头痛却未去看望她。第二天，他又离开了家。安娜开始怀疑渥伦斯基已经爱上了别的女人。她急忙发电报让他立刻回来，并亲自前往火车站等候，但渥伦斯基并未出现。突然间，她回想起他们初次相遇时那个被火车撞死的人，她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她决定走向迎面而来的火车，自言自语道：“去那个地方，投入其中，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自己。”

安娜去世后，渥伦斯基痛苦不已。他备受苦恼，决心自尽。于是，怀着必死的念头，他参加了“志愿兵”，投身于塞尔维亚人对土耳其的战争中。

三十一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统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象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Matante！”那小女孩喊着说。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来，留心地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他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的、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荡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玎珰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的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的急促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②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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